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v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ethnicity in China
Post Doctoral Fellow,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Sweden.
The genesis of citizen intelligentsia in digital China : Ai Xiaoming’s practices of identity and activism,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SAR
Oak Human Rights Fellow, Colby College, USA
Zeng Jinyan, Women Filmmakers and Transnational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SAR.
by 曾金燕
我：你好，夫人。欢迎你来中国，这不是做梦吧？
昂山素季：你好。叫我Suu Kyi就可以了。
我：软禁生活中，最难处理的情绪是恐惧、失望、内疚和孤独，你能和我们分享你的情绪处理经验吗？
SK：我的情况和你们的略有不同。小乘佛教是缅甸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印度又是大乘佛教的国度。19岁以前我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这意味着，慈悲心是我们立足于世的根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和平、非暴力、爱、支持援助有困难的人而不留名。不过，佛教给我更直接的益处是：禅修。大乘小乘的禅修理念不同。但有禅修经历的人都知道实践起来并不困难。通过简单的呼吸，观察自己的身体，与外界断绝一切关联，期间念诵佛经。吟诵经典，它的韵律，它的内容，在人类的身体上会产生奇妙的效果。这种修行实践可长可短。有了修行经验，被单独禁闭时，不容易产生时间、空间、身体、意志被控制被剥夺的感受。换句话说，21年闭关，是宝贵的修行经验。
我：说起来我们还有一层渊源。我2012年我被软禁，于是主动选择去禅修中心闭关，我的禅修老师的师父，是当年你软禁时坚持去加持你禅修的大和尚。现在不少中国人向缅甸申请三个月的修行签证，前往修行中心禅修。
SK：佛教修行还有一层令我受益，那就是去除功利心。写文章的人想通过文字改造世界或载入史册，做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人更是恨不得明天就大功告成。我们当然关心并急切地渴望民主可以实现，民众的福祉得到提高，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层面。不过，这个过程需要非常之耐心。身处困境中，活在当下尤其宝贵。这令我保持持久的耐心和信心，不再处于成败与否的焦虑中。
我：活在当下……你还有书，一度还有钢琴。
SK：是的。我感恩知识和艺术。许多知识分子做学问，也都是长年累月埋首案头的冷板凳工作。有书，哪怕身体被禁锢，我也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轻声交谈。禅修令我身体上贴近客观，知识使我理性上贴近客观，而且知识将我的修行与追求真理联系起来。追求真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穷尽一生，也只是在真理长河里增添一滴小水滴而已。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爱人类大家庭。
我：这个过程中，你体会到虚无？
SK：哪怕午夜，钢琴的韵律十分奇妙。
我：这倒也是。独自喝红酒很舒服，独自熬药汤很美妙，读书写诗也从来不寂寞，画几笔也不错。泡无心茶，看茶水慢慢地滴下来，真是棒极了。我特别要感谢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美国朋友，给了我一盒老爵士乐，棒极了，我的软禁生活不能没有它。可是，对孩子、对家人，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内疚吗？
SK：内疚是很负面的情绪，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要相信他们，没有我，也有能力活出精彩的滋味。我们相互相信对彼此的爱，浓浓的爱。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对方陷入险境。其他的，都是个人选择，无需为对方负责，无需内疚。
我：即使家人入狱，家属们该背起包出门旅游还旅游，该唱卡拉OK还唱卡拉OK。家属们过得好是对良心犯最大的安慰。不过，现实情况是家属也被亲人的处境牵连，生活举步维艰。
SK：文明地玩政治游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如果公众以各种方式表达支持，家属、良心犯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会得到改善。如果没有大家对我的关注，我个人处境可能更糟，做事情的空间就更少了。
我：感谢你的分享。你给了许多中国人精神资源和道义力量。
SK：一切慢慢来。对不起，如何拼写你的名字？
我：哦，我是诗人、摄影师、画家刘霞，也许你听我念过诗《喝酒》和《无题》。
SK：什么？
我：我的学名是曾金燕。
注：吕克贝松拍摄昂山素季的电影《The Lady》，令我连看两次都流泪，但也有不少遗憾。其中一点是，影片没有交代是什么具体地支持昂山素季渡过软禁岁月。当时和纪录片导演朋友开玩笑说，将来要去缅甸拍昂山素季的纪录片，现在就开始做功课。
以上情节，非纪录片片段，也非仿纪录片片段，切莫随便角色代入。
关注作者 Twitter: @zengjinyan
（此文墙内被删，因而重发在博客上。）
2015年春末，从海淀区看守所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和密友网络聊天时，资深NGO行动者和写作者A，失口说出自己被单独关押了一百多天，除了守卫和审讯的警察，谁也没有见过。一经保释便进了医院手术室。单独关押及酷刑的心理后果显而易见，独处家中的A坦陈自己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审讯初期，警察对她说：“我要挽救你这样的人”。取保候审时，警察对她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又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警察对她说的话虽然不代表警方当局，但也意味深长。
和A同月被抓捕的郭玉闪，2015年4月15日被移交到海淀区看守所等待起诉。检察院最迟需在5月15日作出决定。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已经关闭，机构研究报告和印刷品一万九千册为郭玉闪及其同事何正军“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郭玉闪和A，称得上属于同一类的中国本土务实NGO的行动者和思考者，是什么令他们的遭遇产生差异？偶然性和随意性在具体个案可能起重要作用，传知行和警察系统各自的内在冲突也能作出基本解释。[1]本土NGO和国际机构都因此身处困境。
土气的传知行
简单形容郭玉闪治理下的传知行，那就是土气。土在这里的含义是：观念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和江湖侠义色彩；研究及行动上扎根本土；适应警察治理过程中“土”方应对。
儒与侠
被禁足不能外出抑或因政治形势不得不离京客居时，郭玉闪的古体诗产出丰盛。他创作的绝句和律诗，吟诵过庐山东林大峡谷和北京京郊潭柘寺之游历、当代形式的九寨沟和惠州“流放”经历，更多地咏怀身陷囵圄的友人和令其扼腕的时事。诗作的意象和典籍的引用，透露出郭玉闪相对熟悉并经常阅读民国以前的文本。作七言绝句为经济学家科斯101岁祝寿和敬赠毛泽东秘书李锐，报答知遇之恩。擅长书法的传知行同事、继任所长黄凯平，将绝句写了条幅，装裱了送到两位老人手中。倘若机缘凑巧，与南京古琴大师熟悉的传知行同事，恐怕要安排现场演奏《广陵散》以表心意了。而同事兼憨厚大哥杨子立，估计八年监狱生活推高了他的围棋棋力，手谈功夫了得。这，便是传知行不为人熟知的机构文化。
脑子由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民等西方现代观念武装、声称最大的愿望是专心做学问的郭玉闪，灵魂却是沉淀了几百年的中国老式文人。得机会，出而济世；政治逼迫，退而涵养。作为传统文人意味着与政治妥协，某种程度上承认文人的无力和强权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学不能致用，积极当社会谋士，亲近底层和被压抑的群体，为其代言。策略上，多以道德、道义之名回避直接冲突，与体制内倾向改革的开明者互动对话。固然有风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认为当权者可以容忍其存在。这些观念在机构工作方面，不管是以机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详尽地体现为传知行的人道救助社会参与。这使得传知行和公盟十分不同。虽然也回避明说，以大爱等言辞提倡新公民理念的公盟，在新公民运动中更倾向于政党运动运作，将坐牢视为必然和社会运动资本。而传知行在机构管理上，还在谨慎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型，并且努力运用技术手段去除政治敏感度。
郭玉闪很自豪地称传知行是“兄弟平台”，机构核心成员男性占绝大多数，团队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对机构和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远远高于一般的NGO团队。机构成员的薪资福利，成员之间的感情联接，颇有重平等结果的乌托邦色彩。团队成员平时工作、生活各方面相互支持，宛若一个豪爽厚道的侠义江湖。这股侠义之气也体现在机构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包括低调救助结石宝宝群体，不顾争议坚持做送饭党，协助陈光诚逃出山东送入美使馆后全身而退，如果说和传知行机构没关系，那也是传知行团队不冠名完成的。
本土研究
现有制度框架下，纵使有阿拉善、壹基金以及各种企业、传媒成立的基金会，草根NGO完全通过国内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维系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很低。海外基金依旧是草根NGO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加快了中国公民社会对西方观念和国际标准的引入。本土化和国际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减弱过。公共论述中，本土工作者首先要厘清的是：对谁说话，什么是说话者和倾听者焦虑的关键问题。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选择研究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课题。他们撰写研究报告的对话对象有两类，一是海内外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二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传知行的国际化面貌，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知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努力，包括与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学术和私人交往。
然而，传知行还是土的。西方理论框架和范式，并不是产生于对中国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西方成熟的理论用于借鉴、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必不可少。传知行试图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成果还有待时日。这种土正是传知行难能可贵的地方。外语的失真，在于语言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对等翻译。用本土语言进行研究与用外语进行本土研究，纵使研究结果可能相似，研究过程也大大不同。他们试图用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听得懂的语言发布研究观察成果，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访谈对象，而且中国政府也要感谢他们。他们不拿政府的钱，却完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底层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对话基础。
土方应对警察治理
警察治理的国情对出身地方政府干部家庭的郭玉闪来说，在耳濡目染中浸入身体发肤。这部分解释了郭玉闪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自学生时代起他独立而叛逆，寻求有效的济世之道。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给自己划一个看不见的圈，将挑衅掌控在圆圈内。他时而悲叹自己的“懦弱”，对深陷囵圄的故友无能为力；逼到一定程度，他迅速出手又马上全身而退。
警察上门时，他选择隐忍、谈判，不得不接受软禁、坐警车出行或远离北京的安排，避免更剧烈的冲突。渐渐地他成为传知行和警察之间的一个人质，也成为警察衡量政绩获取升迁的一个筹码。不是不理解媒体报道、国际法的工作机制和外交斡旋对改进人权法治整体状况的作用，但他选择非公共曝光的形式博弈，试图为自己和机构争取到国内生存的空间。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在反驳滕彪关于维权领域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区分法时，郭玉闪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表达政治观念，律师都要以服务当事人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这种方法延续到传知行多名工作人员、浦志强、屈振红、夏霖等人被抓后家属及律师的应对策略。他们试图理解、应对中国政府当局的思维，努力将对个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通过社会运动形成国际压力，有可能像五位女权主义者一样获保释并令公众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也有可能将当局激怒而使当事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但眼下中国的政治形式和警察系统急速发生变化，无论家属和律师怎么做，郭玉闪和其他被捕者面临的风险都提高了。
分化的当局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渐渐有了取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治理“社会不稳定份子”的趋势。这和筹备北京奥运以来，中青年国保骨干在警察系统上升，将维稳工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业务化、日常化和商业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办理高智晟案、胡佳案、刘晓波案的国保警察都因办案有功得到升迁。将维稳视为业务，可以花钱通过各种方式令维稳对象处于“不闹事”、“不带来麻烦”的状态，所谓花钱买表面临时的稳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治理的轨道。这种新方法论下，国保不感兴趣去真正区分维稳对象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个人思想行动的特点、对政权是否直接威胁、与政府合作的程度、和权衡抓捕对政府业绩和形象的影响，而是将维稳对象格式化成业务对象。他们关心的是何种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增加业务产出。人性、道德、意识形态价值、政府形象、社会舆论等原本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在警察系统里已经被严重削弱。
另一层变化是政府当局针对NGO总体态度和策略的调整。冲散诸个事实上存在十来年的独立电影节；严厉压制甚至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维权团体；迫使立人图书馆解散，传知行关闭；同时打击女权活动家，以及限制并试图关闭益仁平。原本有一定存活空间、思想和行动力俱佳的团体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传知行被关闭也代表了务实NGO应对警察治理不再有谈判空间。这预示着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排外思想加强，不如说是中国将务实NGO上升到政治反对团体的类别来管控。换句话来说，对于传统文人式的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的民间本土力量，中国执政者也不能容忍。
国际NGO的困境
国际NGO、基金会进入中国，向来小心翼翼避免触犯“政治红线”而变得敏感。否则机构无法在中国境内立足。此次北京市公安局针对郭玉闪、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上点名他们非法经营的资金来自合作伙伴博尔、诺曼、CIPE、PI等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郭玉闪5月4日在会见律师时请其律师潘海霞（另一身份是郭玉闪妻子）对合作伙伴表示歉意，希望案件不会影响合作方的正常工作。
郭玉闪其实已经在监室里打出一个棋子，传知行的合作方面临的困境是：沉默不发声，意味着承认加在传知行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可能发生的审判。言论只有在公共场合的公开言论，才可能成为一种行动。无论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他们若不发声，不行使对维稳警察滥用权力的批判，对国内务实型NGO会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带来更强的不安全感。公开发声，他们在中国的其他项目可能遭受不理性的政治性惩罚，机构个体利益可能在博弈中受到直接损害。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的被迫关闭和五名女权主义者的一抓一放，已经提醒我们现阶段本土应对警察治理的方式失效。国际机构更应该从中反省自身应对警察治理的策略规划，是时候摆脱过去经验，迈出创新脚步了。
[1]鉴于中国法律对NGO的严格限制，这里不区分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传知行和作为有限公司的传知行。
20141222 曾金燕 (修正版)
女人的性器官它鮮血流淌
濃烈地加冕
慶祝兒子他穿越黑暗
粉色肉糰哼哼唧唧
卻如驚雷爆裂帷帳
宣告對宇宙的狂妄
戴著桂冠她匍匐
將乳房遞給兒子
女人的性器官它交給了紅色
每月都惡毒地詛咒
企圖封鎖她無窮盡的迷亂
縛石下井
囚籠沉河
奉夫于冰冷的棺床
她必須公開承認
造物主容許男子主宰勝利
空口無憑
龜甲也罷
青銅也罷
棉帛也罷
紙竹也罷
統統不算數
歇斯底裡也聽不見
女媧下令性器官說話
性器官也只能以鮮血說話
隱秘的紅
浸透層層疊疊華美的裙裝
孟姜女的名字
其實是瘋子
女瘋子
王靜梅姓劉名亞玲
精神病人一枚
女精神病人
女人的性器官它吐一滴暗紅
純棉內褲梅花作證
不過是戰鬥時不宜流淌的眼淚
渾濁的夜風中
她拆呀拆一堵防火墻
她抽呀抽一塊監獄灰磚
窺探慘白長明燈下的愛人
抑或命令世界直視她的雙眼
不要再問為什麼抓捕會發生在徐曉頭上，正如不要問為什麼郭玉閃、黃凱平、何正軍、凌麗莎、寇延丁、陳堃、薛野、柳建樹、劉斌、張啟斌、夏霖、浦志強會被抓，因為他們有專業能力又甘願承受清貧，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這個社會的改進作了最大的努力。
警棍在空中發出嗚嗚嗚的聲音，啪啪地落在前線抗議者身上。年輕的抗議者手持紙做的盾牌，頭戴地盤工人的黃色安全帽，依舊往前沖，將柔軟的身體送至警棍前。鮮血從抗議者額頭右方流下，緩慢地經過眼角、臉頰，凝固成淺淺的溝壑。畫面定格在2014年11月30日晚上11時35分，香港，已經和大陸融為一體。前仆後繼送到警棍下的肉體，顯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決絕。
鮮血面前，眼淚成了那無法承受之輕。2006年1月2日，北京盒子咖啡舉辦的婚禮上，來祝賀的朋友，大多是草根NGO的實踐者。徐曉和NGO圈子裡的“娘家媽媽”來了，她聲音沙啞，對第一次見面的新娘說：他不是好的結婚對象。新娘傻乎乎地笑，婚禮后不多久，新郎在軟禁中失蹤，便衣警察們依舊笑著看守沒有囚徒的房子。陳光誠和高智晟律師也都在軟禁中失蹤，隨後被判刑，妻兒則進了家牢。拍地下教會的獨立導演朋友也失蹤了，他姐姐來京尋找，和我在SOHO的咖啡館見面。兩個瘦而蒼白的女人，相對無語，緊緊地捂住手中的熱飲杯。
2006年份外漫長，已經記不得是哪一次軟禁，徐曉送來兩本書：《半生為人》和《先上訃告後上天堂》。後來娘家媽媽幾次短暫失蹤，給徐曉發電郵問安否，似乎成了一種儀式。一種無論如何，只要她和娘家媽媽在，大家都會平安的儀式。徐曉和娘家媽媽是閨蜜，再怎麼忙，要緊的時候，徐曉開車，拉了娘家媽媽到宋莊吃飯。只有在徐曉面前，向來照顧大家的娘家媽媽，突然又變成了少女，輕鬆活潑嫵媚。她們抽細長的香菸，徐曉的聲音依舊沙啞，聲調卻是豪放。話語直接，在軟弱如我者耳中，有種切入殘酷真相的率直衝擊。
《先上訃告後上天堂》提到一個死亡意象：巴士墜入懸崖。這種事故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時有發生，一群陌生人一如往常地坐上巴士，有的微笑有的悲傷有的昏昏欲睡，誰也沒有預測到即將到來的群體死亡，心安理得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素不相識的司機。這個死亡意象在我眼裡自然不同，我們上了一部無法停止無法下車的瘋狂巴士，隨時可能衝下懸崖。
忘了是在香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還是在北京軟禁的家牢中，讀《半生為人》。榮譽、死亡、監禁、革命……已經不能誘惑她。徐曉在書中勾畫了《今天》的朋友們，那也是她的自畫像。她和朋友們共享了不白白承受苦難的氣質，沉靜于邊緣及孤獨者的身份，不失自愛及愛人的寬廣。他們的才氣、骨氣和擔當，昭示了一種人格的份量。我誠惶誠恐地用這些詞，因為它們天然地與徐曉低調樸素相衝突。
許多人都沒有思想準備，低調人文如徐曉，會再次進看守所囚室，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徐曉沒有在我面前直接提過她自己入獄的可能，但想必也是和娘家媽媽一樣，平靜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抓捕吧。那是明知風險與麻煩隨時可能發生，依舊不為動搖，腳踏實地地堅持自己的一種從容。哪怕明天進監獄，今天依舊照常地做飯、會友、工作的一種淡定。不要再問為什麼抓捕會發生在徐曉頭上，正如不要問為什麼郭玉閃、黃凱平、何正軍、凌麗莎、寇延丁、陳堃、薛野、柳建樹、劉斌、張啟斌、夏霖、浦志強會被抓，因為他們有專業能力又甘願承受清貧，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這個社會的改進作了最大的努力。
地震傷殘者支持機構愛藝發起人扣子（寇延丁），從台灣回來後原本是要在大陸和香港繼續毅行遠足，10月10日失蹤，至今53天杳無音訊。生於60年代的朋友們，按照原定的計劃，在她缺席的情況下，為公益走100公里毅行。扣子的妹妹們則猜測她可能行走的路線，挨個打114查電話號碼，找到她所坐列車的乘警，找到她被帶下火車中途關押的派出所。派出所口頭告知她被遣送的看守所。然而，北京、山東的看守所卻總是查無此人。難道像楊佳媽媽一樣被改名字？還是更大的不幸正發生在她身上？她之前和我說過的，山東老家什麼工具都有，將來會帶到香港給我修窗子。家人到她山裡的住所去，打理庭院的獼猴桃，卻發現房子已經被警察破門而入，她畢生的工作筆記已經被警察取走。家人反覆去派出所、看守所、上訪辦公室，試圖找到她的絲毫信息。她的老母親，天晴就曬棉被，拍打灰塵，還不讓她的父親用多太陽能熱水器里的熱水，怕扣子回家時天氣太過寒冷。
傳知行研究所和工商註冊都已經註銷。現任執行所長黃凱平的愛人清輝，隱忍著，夜深人靜時，偶爾說幾聲，“冷”，“寒冷”，“好冷啊”，品嚐生離的滋味，發願要把年幼嬌兒接到身邊。警察帶走了凱平，卻無看守所承認關押了他。在立人圖書館工作過，現任職傳知行的劍橋海歸小樹（柳建樹）今年28，他的愛人思樂，今年24，是堅定的女權思想者和行動者。今夜此時，她也說，“真的好冷”，急急忙忙地拆衣服拉鏈，要送沒有金屬扣的棉衣進看守所。“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后打上了句號，她停下來，想念着，又寫下“意恐遲遲歸…”立人圖書館的陳堃和女朋友凌麗莎，只能各自在各自的囚室過冬了。傳知行前任所長郭玉閃的愛人阿潘，在“冰冷”中寫下兩封與夫書，她唯有她的愛，守護幼子，抵禦寒冬的降臨。NGO年輕工作者劉斌和張啟斌，被抓多時外界幾乎不知曉。立人圖書館理事薛野，與玉閃約好了每日聯繫報平安。玉閃被抓一個多月后，薛野也被抓了。朋友們才反應過來，他事先委託的律師夏霖，已經先于他被捕了。
於是，朋友們紛紛和舊友交代各自的委託律師，答應每天都聯繫守望平安。我們在竊竊私語和大聲喧譁之間猶豫徘徊，不是怯懦，而是不停地責問自己：面對這樣一個失去理性、無所顧忌卻又極度恐懼人民的警察系統，究竟要怎樣做才能保護我們的至愛親朋？
今夜氣溫驟降，寒流抵達香港。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警棍在空氣中揮舞，可以發出嗚嗚的聲音，宣告它嗜血的貪婪。它令我想起被軟禁時，早春午夜的北京，看守的鐵椅子和地面瓷磚摩擦的聲響。北方失蹤的朋友，天冷了，緊緊地抱住你。
2014年11月30日初稿，12月3日定稿， 曾金燕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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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中國知名作家、散文家，财新传媒《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出生于上海，长于北京，從1979年起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自1982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著有《半生为人》等。1975年，徐晓被中國政府指控参加〝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而入狱。2014年11月26日，徐曉被指控“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捕。
曾金燕 于香港
《黃金時代》的攝影和視覺呈現極佳，許鞍華導演採用了模擬紀錄片的方法，基於類似紀錄片倫理的考慮，給片中相關人物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例如“訪談”各個人物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論述，蕭紅與蕭軍“永遠分離” 、與端木走在一起的三方影像呈現。導演似乎想還原一個客觀的蕭紅和她所處的時代，至少影片鏡頭刻意製造了距離感，避免廉價煽情，自成獨特風格。畫面的各種隱喻意味深長，比如丁玲一身戎裝，蕭軍後來也穿上了軍裝，但蕭紅和端木，至始至終穿著他們自己的衣服而非制服，這呼應了他們創作以及政治選擇的分歧。鏡頭冷靜地處理細節，透出直達脊髓的悲和喘不過氣的重。摔倒無法起身躺在碼頭潮濕地上錯過船期，對傷殘士兵感恩話語的荒誕，睡陽臺草蓆的孕婦蕭紅請眾人吃冰，端木塞錢到枕頭下，病重的蕭紅大口吃吵架、突圍后返家的端木帶回的蘋果……影院裡我淚流滿面，進入多重刺痛感。
然而，細思歷史中的蕭紅和影像中的蕭紅，無論是影像的真實還是歷史的真實，《黃金時代》都未能自圓其說，留下太多遺憾。主要原因是影片形式和內容衝突、創作者無力將客觀歷史主體化、以及影片結構失調。
電影，形式即是內容。《黃金時代》對影片風格的選取和對故事內容的選取形成衝突，未能相得益彰。若說影片通過有距離的鏡頭“客觀理性”地還原歷史，卻大筆墨地描述蕭紅的個人感情糾葛而輕視甚至忽略蕭紅作為女性和作家的養成經驗。若說以個人的、女性的視角來再現蕭紅──不難理解影片呈現蕭紅和魯迅抽菸，問魯迅裙子漂亮不漂亮──但影片給蕭紅直接表達的機會不多，太倚重第三方和“你們全是蕭軍的朋友”來談論她，蜻蜓點水帶過魯迅、胡風、聶紺弩和端木對其文學才能的推崇。
影片反應了並且傳承了男性的、政治的寫作潮流加在女性的、文學的蕭紅身上的壓抑，未能夠提出批判。影片創作者和片中看著蕭紅被家暴依舊走開的文壇朋友們價值觀上一脈相承，是另一種寫實主義。政治批判、左翼寫作自然是反抗，但三十年代左翼主導下的創作論戰，未能意識到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文學並不與政治反抗矛盾。僅有直接的、政治的、反抗的文學，沒有滋養深入人心的人文社會支持，無權者一旦掌權，有可能比掌權者更變本加厲地壓迫新的無權者。文學不是不可以為大眾服務，但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是個體抵達解放的核心。藝術的、文學的和自我的，對美與自由在感官上無極限的追求，帶來人內在的反省和解放，是更深層次的反抗。談論解放對有知識的人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集體以思想或行動要求解放，因有了同伴而不算太難；但將解放落實到自身，剥离与生俱来的文化习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恐怕對勇氣和行動能力的要求就高得多。左翼思潮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黃金時代》創作者在努力實現歷史的客觀時，未能將這種客觀主體化，變成創作者自己的、經驗的客觀，提不出超越三十年代左翼的審美。
蕭紅的文字純粹地美，自然風物閑美瀟灑自由，創造出永久的鄉土家園。她在創作中將讀者直接帶到文字營造的世界，不干擾讀者與故事中的人物和社會直接交流。她沒有直接的指責和謾罵，甚至也沒有血淋林地揭露，只是不著痕跡地將讀者帶入那個混沌世界。她的善和愛在文字中沉澱，令你難以簡單地恨故事裏軟弱齷齪的人，而體味到無限地悲哀和透骨的疼痛，體味到悲劇背後復雜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成因。蕭紅要按自己的方式來寫作，不按“他們的”（左翼主流）方式來寫作，影片陳述了這個事實，也掉入了這個事實背後的價值陷阱。
蕭紅的童年，除了天真爛漫和祖父的愛，還有父親及繼母的冷漠以及其背後整套的對女童敵視與迫害的社會風俗文化。她逃婚、窮困、遺棄與被遺棄、逃難……蕭紅的不幸起源於：一，她要按自己的方式的生活；二，她要按自己的方式寫作。作為女性先驅，絕不會為當時的社會所容。蕭紅對作為女性養成經驗不僅有清醒的認識，還有足夠的沉澱。作品里小團圓媳婦由鮮活美麗的女孩子到一命嗚呼，王大姐、王婆等人死了也就死了，翠姨傷春而逝。沒有魯迅雜文式的控訴，只有溫柔文字裡編織的密不透風的網，日常描述里道出社會風俗積習如何殺人不見血。
31歲，許多人還未走出童年陰影，許多人還剛開始脫胎換骨地蛻變。蕭紅個人生活已經脫了幾層筋骨，創作上和張愛玲齊名，但就在31歲，她的生命終結在盛年的起點。影片對蕭紅的刻畫進入了類型，蕭紅至始至終面目模糊，沒有給觀眾去理解那個時代女性如何被養成，缺乏她童年感受的冷漠，逃婚後的囚禁、唾罵等等重要鏡頭，蕭紅的一次次出逃和反叛，容易給觀眾造成不負責任和無理取鬧的誤解。而不理解她作品中的女性，就難以理解她兩次失去孩子的經驗。
與端木的婚禮上，蕭紅說“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劍雨》里細雨放下名動江湖的武功和利祿，整容變身為日日操勞的街頭販布小商曾靜，嫁給老實憨厚經濟和社會地位上貌似無能的江阿生。經歷了多少壓抑、不公、動盪，對人性有多深的認可，才能超越功名和政治的誘惑，才會讓敏感多才的蕭紅選擇珍愛“正常的”生活。她可以選擇按別人期待的方式寫作，可以選擇與成名了作家兼革命者蕭軍繼續生活，可以選擇別的有權有勢的男人。有多少美女才女睡了男人之後，進尼姑庵暫歇即可華麗轉身為貴人的枕邊人？道德由能人塑造規定，從來都是針對無權無勢者。蕭紅選擇端木，有端木對其創作的欣賞和理解在先，有她對端木與蕭軍大男子主義截然不同的柔美氣質的認可和尊重在先。端木選擇蕭紅，即使知道她懷有蕭軍的孩子，即使當時社會不容蕭紅這個逃婚有兩次同居經歷的女子，即使他家境優越社會地位不差。他通過結婚給了自己愛和尊重的女人最需要的社會保護，那需要靈魂深處的共鳴和力量。
我有一層未經考證的猜測，蕭紅那時也到了自我成長的轉折點，對異性的理解逐漸脫離蕭軍這種類型男子的窠臼，對冷漠父親開始諒解而不再無意識地尋求父親的眼光。李歐梵的研究指出蕭軍的反抗精神是一種“鬍子”（土匪）精神。李歐梵用這一點解釋了蕭軍即使有革命作家和魯迅大弟子身份，依舊不放棄質問作為同路人的“黨”，自然遭到整肅。蕭軍愛武功有愛動手解決衝突的草莽英雄氣質。這在江湖中自然是豪邁，放在家庭里恐怕誰也吃不消。何況國難當頭，諸事煩心，家裡這個女子又不是一般人。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與端木成婚時也許也不會預料到，自己所選之人，縱使有這樣那樣的懦弱，不但此時不辜負她，將來也不會辜負她。銀屏上，香港淪陷時端木離開病床去尋找錢和醫院，回來從口袋里掏出兩個蘋果。蕭紅拿起大口咬，似乎忘了之前的爭吵，又有了活下去的強烈慾望。手術後醫院已經人去樓空，端木用嘴從創口給她吸積血。史實中，端木埋葬了她的骨灰，攜帶了她的烏髮，縱使當眾大哭，也不開口為自己作任何辯解，死後骨灰與蕭紅合葬。與端木共同生活的日子，蕭紅完成了個人頂峰之作《呼蘭河傳》。
端木蕻良個性軟弱卻在大事上處處擔當的矛盾性、複雜性，他文學方面的取向和蕭紅的創作之間的關係，蕭紅死後到他自己去世期間端木令人唏噓的作為，是理解蕭紅又一次作出“直覺超越理性認知”選擇的重要人物。端木足以成為男一號。《黃金時代》里端木形象單薄，有小白臉的嫌疑，實屬敗筆。
Jinyan Zeng 曾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