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闪和土气的传知行

(此文墙内被删,因而重发在博客上。)

2015年春末,从海淀区看守所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和密友网络聊天时,资深NGO行动者和写作者A,失口说出自己被单独关押了一百多天,除了守卫和审讯的警察,谁也没有见过。一经保释便进了医院手术室。单独关押及酷刑的心理后果显而易见,独处家中的A坦陈自己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审讯初期,警察对她说:“我要挽救你这样的人”。取保候审时,警察对她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又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警察对她说的话虽然不代表警方当局,但也意味深长。

和A同月被抓捕的郭玉闪,2015年4月15日被移交到海淀区看守所等待起诉。检察院最迟需在5月15日作出决定。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已经关闭,机构研究报告和印刷品一万九千册为郭玉闪及其同事何正军“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郭玉闪和A,称得上属于同一类的中国本土务实NGO的行动者和思考者,是什么令他们的遭遇产生差异?偶然性和随意性在具体个案可能起重要作用,传知行和警察系统各自的内在冲突也能作出基本解释。[1]本土NGO和国际机构都因此身处困境。

土气的传知行

简单形容郭玉闪治理下的传知行,那就是土气。土在这里的含义是:观念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和江湖侠义色彩;研究及行动上扎根本土;适应警察治理过程中“土”方应对。

儒与侠

被禁足不能外出抑或因政治形势不得不离京客居时,郭玉闪的古体诗产出丰盛。他创作的绝句和律诗,吟诵过庐山东林大峡谷和北京京郊潭柘寺之游历、当代形式的九寨沟和惠州“流放”经历,更多地咏怀身陷囵圄的友人和令其扼腕的时事。诗作的意象和典籍的引用,透露出郭玉闪相对熟悉并经常阅读民国以前的文本。作七言绝句为经济学家科斯101岁祝寿和敬赠毛泽东秘书李锐,报答知遇之恩。擅长书法的传知行同事、继任所长黄凯平,将绝句写了条幅,装裱了送到两位老人手中。倘若机缘凑巧,与南京古琴大师熟悉的传知行同事,恐怕要安排现场演奏《广陵散》以表心意了。而同事兼憨厚大哥杨子立,估计八年监狱生活推高了他的围棋棋力,手谈功夫了得。这,便是传知行不为人熟知的机构文化。

脑子由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民等西方现代观念武装、声称最大的愿望是专心做学问的郭玉闪,灵魂却是沉淀了几百年的中国老式文人。得机会,出而济世;政治逼迫,退而涵养。作为传统文人意味着与政治妥协,某种程度上承认文人的无力和强权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学不能致用,积极当社会谋士,亲近底层和被压抑的群体,为其代言。策略上,多以道德、道义之名回避直接冲突,与体制内倾向改革的开明者互动对话。固然有风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认为当权者可以容忍其存在。这些观念在机构工作方面,不管是以机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详尽地体现为传知行的人道救助社会参与。这使得传知行和公盟十分不同。虽然也回避明说,以大爱等言辞提倡新公民理念的公盟,在新公民运动中更倾向于政党运动运作,将坐牢视为必然和社会运动资本。而传知行在机构管理上,还在谨慎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型,并且努力运用技术手段去除政治敏感度。

郭玉闪很自豪地称传知行是“兄弟平台”,机构核心成员男性占绝大多数,团队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对机构和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远远高于一般的NGO团队。机构成员的薪资福利,成员之间的感情联接,颇有重平等结果的乌托邦色彩。团队成员平时工作、生活各方面相互支持,宛若一个豪爽厚道的侠义江湖。这股侠义之气也体现在机构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包括低调救助结石宝宝群体,不顾争议坚持做送饭党,协助陈光诚逃出山东送入美使馆后全身而退,如果说和传知行机构没关系,那也是传知行团队不冠名完成的。

本土研究

现有制度框架下,纵使有阿拉善、壹基金以及各种企业、传媒成立的基金会,草根NGO完全通过国内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维系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很低。海外基金依旧是草根NGO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加快了中国公民社会对西方观念和国际标准的引入。本土化和国际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减弱过。公共论述中,本土工作者首先要厘清的是:对谁说话,什么是说话者和倾听者焦虑的关键问题。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选择研究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课题。他们撰写研究报告的对话对象有两类,一是海内外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二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传知行的国际化面貌,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知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努力,包括与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学术和私人交往。

然而,传知行还是土的。西方理论框架和范式,并不是产生于对中国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西方成熟的理论用于借鉴、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必不可少。传知行试图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成果还有待时日。这种土正是传知行难能可贵的地方。外语的失真,在于语言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对等翻译。用本土语言进行研究与用外语进行本土研究,纵使研究结果可能相似,研究过程也大大不同。他们试图用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听得懂的语言发布研究观察成果,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访谈对象,而且中国政府也要感谢他们。他们不拿政府的钱,却完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底层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对话基础。

土方应对警察治理

警察治理的国情对出身地方政府干部家庭的郭玉闪来说,在耳濡目染中浸入身体发肤。这部分解释了郭玉闪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自学生时代起他独立而叛逆,寻求有效的济世之道。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给自己划一个看不见的圈,将挑衅掌控在圆圈内。他时而悲叹自己的“懦弱”,对深陷囵圄的故友无能为力;逼到一定程度,他迅速出手又马上全身而退。

警察上门时,他选择隐忍、谈判,不得不接受软禁、坐警车出行或远离北京的安排,避免更剧烈的冲突。渐渐地他成为传知行和警察之间的一个人质,也成为警察衡量政绩获取升迁的一个筹码。不是不理解媒体报道、国际法的工作机制和外交斡旋对改进人权法治整体状况的作用,但他选择非公共曝光的形式博弈,试图为自己和机构争取到国内生存的空间。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在反驳滕彪关于维权领域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区分法时,郭玉闪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表达政治观念,律师都要以服务当事人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这种方法延续到传知行多名工作人员、浦志强、屈振红、夏霖等人被抓后家属及律师的应对策略。他们试图理解、应对中国政府当局的思维,努力将对个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通过社会运动形成国际压力,有可能像五位女权主义者一样获保释并令公众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也有可能将当局激怒而使当事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但眼下中国的政治形式和警察系统急速发生变化,无论家属和律师怎么做,郭玉闪和其他被捕者面临的风险都提高了。

分化的当局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渐渐有了取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治理“社会不稳定份子”的趋势。这和筹备北京奥运以来,中青年国保骨干在警察系统上升,将维稳工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业务化、日常化和商业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办理高智晟案、胡佳案、刘晓波案的国保警察都因办案有功得到升迁。将维稳视为业务,可以花钱通过各种方式令维稳对象处于“不闹事”、“不带来麻烦”的状态,所谓花钱买表面临时的稳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治理的轨道。这种新方法论下,国保不感兴趣去真正区分维稳对象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个人思想行动的特点、对政权是否直接威胁、与政府合作的程度、和权衡抓捕对政府业绩和形象的影响,而是将维稳对象格式化成业务对象。他们关心的是何种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增加业务产出。人性、道德、意识形态价值、政府形象、社会舆论等原本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在警察系统里已经被严重削弱。

另一层变化是政府当局针对NGO总体态度和策略的调整。冲散诸个事实上存在十来年的独立电影节;严厉压制甚至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维权团体;迫使立人图书馆解散,传知行关闭;同时打击女权活动家,以及限制并试图关闭益仁平。原本有一定存活空间、思想和行动力俱佳的团体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传知行被关闭也代表了务实NGO应对警察治理不再有谈判空间。这预示着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排外思想加强,不如说是中国将务实NGO上升到政治反对团体的类别来管控。换句话来说,对于传统文人式的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的民间本土力量,中国执政者也不能容忍。

国际NGO的困境

国际NGO、基金会进入中国,向来小心翼翼避免触犯“政治红线”而变得敏感。否则机构无法在中国境内立足。此次北京市公安局针对郭玉闪、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上点名他们非法经营的资金来自合作伙伴博尔、诺曼、CIPE、PI等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郭玉闪5月4日在会见律师时请其律师潘海霞(另一身份是郭玉闪妻子)对合作伙伴表示歉意,希望案件不会影响合作方的正常工作。

郭玉闪其实已经在监室里打出一个棋子,传知行的合作方面临的困境是:沉默不发声,意味着承认加在传知行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可能发生的审判。言论只有在公共场合的公开言论,才可能成为一种行动。无论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他们若不发声,不行使对维稳警察滥用权力的批判,对国内务实型NGO会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带来更强的不安全感。公开发声,他们在中国的其他项目可能遭受不理性的政治性惩罚,机构个体利益可能在博弈中受到直接损害。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的被迫关闭和五名女权主义者的一抓一放,已经提醒我们现阶段本土应对警察治理的方式失效。国际机构更应该从中反省自身应对警察治理的策略规划,是时候摆脱过去经验,迈出创新脚步了。


[1]鉴于中国法律对NGO的严格限制,这里不区分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传知行和作为有限公司的传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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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 郭玉闪和土气的传知行 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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