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昂山素季有个茶会

by 曾金燕

我:你好,夫人。欢迎你来中国,这不是做梦吧?

昂山素季:你好。叫我Suu Kyi就可以了。

我:软禁生活中,最难处理的情绪是恐惧、失望、内疚和孤独,你能和我们分享你的情绪处理经验吗?

SK:我的情况和你们的略有不同。小乘佛教是缅甸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印度又是大乘佛教的国度。19岁以前我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这意味着,慈悲心是我们立足于世的根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和平、非暴力、爱、支持援助有困难的人而不留名。不过,佛教给我更直接的益处是:禅修。大乘小乘的禅修理念不同。但有禅修经历的人都知道实践起来并不困难。通过简单的呼吸,观察自己的身体,与外界断绝一切关联,期间念诵佛经。吟诵经典,它的韵律,它的内容,在人类的身体上会产生奇妙的效果。这种修行实践可长可短。有了修行经验,被单独禁闭时,不容易产生时间、空间、身体、意志被控制被剥夺的感受。换句话说,21年闭关,是宝贵的修行经验。

我:说起来我们还有一层渊源。我2012年我被软禁,于是主动选择去禅修中心闭关,我的禅修老师的师父,是当年你软禁时坚持去加持你禅修的大和尚。现在不少中国人向缅甸申请三个月的修行签证,前往修行中心禅修。

SK:佛教修行还有一层令我受益,那就是去除功利心。写文章的人想通过文字改造世界或载入史册,做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人更是恨不得明天就大功告成。我们当然关心并急切地渴望民主可以实现,民众的福祉得到提高,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层面。不过,这个过程需要非常之耐心。身处困境中,活在当下尤其宝贵。这令我保持持久的耐心和信心,不再处于成败与否的焦虑中。

我:活在当下……你还有书,一度还有钢琴。

SK:是的。我感恩知识和艺术。许多知识分子做学问,也都是长年累月埋首案头的冷板凳工作。有书,哪怕身体被禁锢,我也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和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轻声交谈。禅修令我身体上贴近客观,知识使我理性上贴近客观,而且知识将我的修行与追求真理联系起来。追求真理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穷尽一生,也只是在真理长河里增添一滴小水滴而已。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爱人类大家庭。

我:这个过程中,你体会到虚无?

SK:哪怕午夜,钢琴的韵律十分奇妙。

我:这倒也是。独自喝红酒很舒服,独自熬药汤很美妙,读书写诗也从来不寂寞,画几笔也不错。泡无心茶,看茶水慢慢地滴下来,真是棒极了。我特别要感谢一位只有一面之缘的美国朋友,给了我一盒老爵士乐,棒极了,我的软禁生活不能没有它。可是,对孩子、对家人,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内疚吗?

SK:内疚是很负面的情绪,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要相信他们,没有我,也有能力活出精彩的滋味。我们相互相信对彼此的爱,浓浓的爱。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对方陷入险境。其他的,都是个人选择,无需为对方负责,无需内疚。

我:即使家人入狱,家属们该背起包出门旅游还旅游,该唱卡拉OK还唱卡拉OK。家属们过得好是对良心犯最大的安慰。不过,现实情况是家属也被亲人的处境牵连,生活举步维艰。

SK:文明地玩政治游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如果公众以各种方式表达支持,家属、良心犯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况会得到改善。如果没有大家对我的关注,我个人处境可能更糟,做事情的空间就更少了。

我:感谢你的分享。你给了许多中国人精神资源和道义力量。

SK:一切慢慢来。对不起,如何拼写你的名字?

我:哦,我是诗人、摄影师、画家刘霞,也许你听我念过诗《喝酒》和《无题》。

SK:什么?

我:我的学名是曾金燕。

注:吕克贝松拍摄昂山素季的电影《The Lady》,令我连看两次都流泪,但也有不少遗憾。其中一点是,影片没有交代是什么具体地支持昂山素季渡过软禁岁月。当时和纪录片导演朋友开玩笑说,将来要去缅甸拍昂山素季的纪录片,现在就开始做功课。

以上情节,非纪录片片段,也非仿纪录片片段,切莫随便角色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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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和土气的传知行

(此文墙内被删,因而重发在博客上。)

2015年春末,从海淀区看守所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和密友网络聊天时,资深NGO行动者和写作者A,失口说出自己被单独关押了一百多天,除了守卫和审讯的警察,谁也没有见过。一经保释便进了医院手术室。单独关押及酷刑的心理后果显而易见,独处家中的A坦陈自己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审讯初期,警察对她说:“我要挽救你这样的人”。取保候审时,警察对她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又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警察对她说的话虽然不代表警方当局,但也意味深长。

和A同月被抓捕的郭玉闪,2015年4月15日被移交到海淀区看守所等待起诉。检察院最迟需在5月15日作出决定。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已经关闭,机构研究报告和印刷品一万九千册为郭玉闪及其同事何正军“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郭玉闪和A,称得上属于同一类的中国本土务实NGO的行动者和思考者,是什么令他们的遭遇产生差异?偶然性和随意性在具体个案可能起重要作用,传知行和警察系统各自的内在冲突也能作出基本解释。[1]本土NGO和国际机构都因此身处困境。

土气的传知行

简单形容郭玉闪治理下的传知行,那就是土气。土在这里的含义是:观念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和江湖侠义色彩;研究及行动上扎根本土;适应警察治理过程中“土”方应对。

儒与侠

被禁足不能外出抑或因政治形势不得不离京客居时,郭玉闪的古体诗产出丰盛。他创作的绝句和律诗,吟诵过庐山东林大峡谷和北京京郊潭柘寺之游历、当代形式的九寨沟和惠州“流放”经历,更多地咏怀身陷囵圄的友人和令其扼腕的时事。诗作的意象和典籍的引用,透露出郭玉闪相对熟悉并经常阅读民国以前的文本。作七言绝句为经济学家科斯101岁祝寿和敬赠毛泽东秘书李锐,报答知遇之恩。擅长书法的传知行同事、继任所长黄凯平,将绝句写了条幅,装裱了送到两位老人手中。倘若机缘凑巧,与南京古琴大师熟悉的传知行同事,恐怕要安排现场演奏《广陵散》以表心意了。而同事兼憨厚大哥杨子立,估计八年监狱生活推高了他的围棋棋力,手谈功夫了得。这,便是传知行不为人熟知的机构文化。

脑子由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民等西方现代观念武装、声称最大的愿望是专心做学问的郭玉闪,灵魂却是沉淀了几百年的中国老式文人。得机会,出而济世;政治逼迫,退而涵养。作为传统文人意味着与政治妥协,某种程度上承认文人的无力和强权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学不能致用,积极当社会谋士,亲近底层和被压抑的群体,为其代言。策略上,多以道德、道义之名回避直接冲突,与体制内倾向改革的开明者互动对话。固然有风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认为当权者可以容忍其存在。这些观念在机构工作方面,不管是以机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详尽地体现为传知行的人道救助社会参与。这使得传知行和公盟十分不同。虽然也回避明说,以大爱等言辞提倡新公民理念的公盟,在新公民运动中更倾向于政党运动运作,将坐牢视为必然和社会运动资本。而传知行在机构管理上,还在谨慎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型,并且努力运用技术手段去除政治敏感度。

郭玉闪很自豪地称传知行是“兄弟平台”,机构核心成员男性占绝大多数,团队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对机构和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远远高于一般的NGO团队。机构成员的薪资福利,成员之间的感情联接,颇有重平等结果的乌托邦色彩。团队成员平时工作、生活各方面相互支持,宛若一个豪爽厚道的侠义江湖。这股侠义之气也体现在机构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包括低调救助结石宝宝群体,不顾争议坚持做送饭党,协助陈光诚逃出山东送入美使馆后全身而退,如果说和传知行机构没关系,那也是传知行团队不冠名完成的。

本土研究

现有制度框架下,纵使有阿拉善、壹基金以及各种企业、传媒成立的基金会,草根NGO完全通过国内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维系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很低。海外基金依旧是草根NGO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加快了中国公民社会对西方观念和国际标准的引入。本土化和国际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减弱过。公共论述中,本土工作者首先要厘清的是:对谁说话,什么是说话者和倾听者焦虑的关键问题。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选择研究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课题。他们撰写研究报告的对话对象有两类,一是海内外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二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传知行的国际化面貌,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知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努力,包括与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学术和私人交往。

然而,传知行还是土的。西方理论框架和范式,并不是产生于对中国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西方成熟的理论用于借鉴、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必不可少。传知行试图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成果还有待时日。这种土正是传知行难能可贵的地方。外语的失真,在于语言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对等翻译。用本土语言进行研究与用外语进行本土研究,纵使研究结果可能相似,研究过程也大大不同。他们试图用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听得懂的语言发布研究观察成果,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访谈对象,而且中国政府也要感谢他们。他们不拿政府的钱,却完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底层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对话基础。

土方应对警察治理

警察治理的国情对出身地方政府干部家庭的郭玉闪来说,在耳濡目染中浸入身体发肤。这部分解释了郭玉闪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自学生时代起他独立而叛逆,寻求有效的济世之道。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给自己划一个看不见的圈,将挑衅掌控在圆圈内。他时而悲叹自己的“懦弱”,对深陷囵圄的故友无能为力;逼到一定程度,他迅速出手又马上全身而退。

警察上门时,他选择隐忍、谈判,不得不接受软禁、坐警车出行或远离北京的安排,避免更剧烈的冲突。渐渐地他成为传知行和警察之间的一个人质,也成为警察衡量政绩获取升迁的一个筹码。不是不理解媒体报道、国际法的工作机制和外交斡旋对改进人权法治整体状况的作用,但他选择非公共曝光的形式博弈,试图为自己和机构争取到国内生存的空间。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在反驳滕彪关于维权领域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区分法时,郭玉闪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表达政治观念,律师都要以服务当事人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这种方法延续到传知行多名工作人员、浦志强、屈振红、夏霖等人被抓后家属及律师的应对策略。他们试图理解、应对中国政府当局的思维,努力将对个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通过社会运动形成国际压力,有可能像五位女权主义者一样获保释并令公众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也有可能将当局激怒而使当事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但眼下中国的政治形式和警察系统急速发生变化,无论家属和律师怎么做,郭玉闪和其他被捕者面临的风险都提高了。

分化的当局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渐渐有了取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治理“社会不稳定份子”的趋势。这和筹备北京奥运以来,中青年国保骨干在警察系统上升,将维稳工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业务化、日常化和商业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办理高智晟案、胡佳案、刘晓波案的国保警察都因办案有功得到升迁。将维稳视为业务,可以花钱通过各种方式令维稳对象处于“不闹事”、“不带来麻烦”的状态,所谓花钱买表面临时的稳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治理的轨道。这种新方法论下,国保不感兴趣去真正区分维稳对象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个人思想行动的特点、对政权是否直接威胁、与政府合作的程度、和权衡抓捕对政府业绩和形象的影响,而是将维稳对象格式化成业务对象。他们关心的是何种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增加业务产出。人性、道德、意识形态价值、政府形象、社会舆论等原本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在警察系统里已经被严重削弱。

另一层变化是政府当局针对NGO总体态度和策略的调整。冲散诸个事实上存在十来年的独立电影节;严厉压制甚至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维权团体;迫使立人图书馆解散,传知行关闭;同时打击女权活动家,以及限制并试图关闭益仁平。原本有一定存活空间、思想和行动力俱佳的团体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传知行被关闭也代表了务实NGO应对警察治理不再有谈判空间。这预示着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排外思想加强,不如说是中国将务实NGO上升到政治反对团体的类别来管控。换句话来说,对于传统文人式的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的民间本土力量,中国执政者也不能容忍。

国际NGO的困境

国际NGO、基金会进入中国,向来小心翼翼避免触犯“政治红线”而变得敏感。否则机构无法在中国境内立足。此次北京市公安局针对郭玉闪、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上点名他们非法经营的资金来自合作伙伴博尔、诺曼、CIPE、PI等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郭玉闪5月4日在会见律师时请其律师潘海霞(另一身份是郭玉闪妻子)对合作伙伴表示歉意,希望案件不会影响合作方的正常工作。

郭玉闪其实已经在监室里打出一个棋子,传知行的合作方面临的困境是:沉默不发声,意味着承认加在传知行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可能发生的审判。言论只有在公共场合的公开言论,才可能成为一种行动。无论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他们若不发声,不行使对维稳警察滥用权力的批判,对国内务实型NGO会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带来更强的不安全感。公开发声,他们在中国的其他项目可能遭受不理性的政治性惩罚,机构个体利益可能在博弈中受到直接损害。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的被迫关闭和五名女权主义者的一抓一放,已经提醒我们现阶段本土应对警察治理的方式失效。国际机构更应该从中反省自身应对警察治理的策略规划,是时候摆脱过去经验,迈出创新脚步了。


[1]鉴于中国法律对NGO的严格限制,这里不区分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传知行和作为有限公司的传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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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性器官在流血 ──致思樂

20141222 曾金燕 (修正版)

女人的性器官它鮮血流淌
濃烈地加冕
慶祝兒子他穿越黑暗
粉色肉糰哼哼唧唧
卻如驚雷爆裂帷帳
宣告對宇宙的狂妄
戴著桂冠她匍匐
將乳房遞給兒子

女人的性器官它交給了紅色
每月都惡毒地詛咒
企圖封鎖她無窮盡的迷亂
縛石下井
囚籠沉河
奉夫于冰冷的棺床
她必須公開承認
造物主容許男子主宰勝利

空口無憑
龜甲也罷
青銅也罷
棉帛也罷
紙竹也罷
統統不算數
歇斯底裡也聽不見
女媧下令性器官說話
性器官也只能以鮮血說話

隱秘的紅
浸透層層疊疊華美的裙裝
孟姜女的名字
其實是瘋子
女瘋子
王靜梅姓劉名亞玲
精神病人一枚
女精神病人

女人的性器官它吐一滴暗紅
純棉內褲梅花作證
不過是戰鬥時不宜流淌的眼淚
渾濁的夜風中
她拆呀拆一堵防火墻
她抽呀抽一塊監獄灰磚
窺探慘白長明燈下的愛人
抑或命令世界直視她的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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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徐曉和NGO的朋友們 (發文時,徐曉已被送到公安醫院)

不要再問為什麼抓捕會發生在徐曉頭上,正如不要問為什麼郭玉閃、黃凱平、何正軍、凌麗莎、寇延丁、陳堃、薛野、柳建樹、劉斌、張啟斌、夏霖、浦志強會被抓,因為他們有專業能力又甘願承受清貧,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這個社會的改進作了最大的努力。

警棍在空中發出嗚嗚嗚的聲音,啪啪地落在前線抗議者身上。年輕的抗議者手持紙做的盾牌,頭戴地盤工人的黃色安全帽,依舊往前沖,將柔軟的身體送至警棍前。鮮血從抗議者額頭右方流下,緩慢地經過眼角、臉頰,凝固成淺淺的溝壑。畫面定格在2014年11月30日晚上11時35分,香港,已經和大陸融為一體。前仆後繼送到警棍下的肉體,顯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決絕。

鮮血面前,眼淚成了那無法承受之輕。2006年1月2日,北京盒子咖啡舉辦的婚禮上,來祝賀的朋友,大多是草根NGO的實踐者。徐曉和NGO圈子裡的“娘家媽媽”來了,她聲音沙啞,對第一次見面的新娘說:他不是好的結婚對象。新娘傻乎乎地笑,婚禮后不多久,新郎在軟禁中失蹤,便衣警察們依舊笑著看守沒有囚徒的房子。陳光誠和高智晟律師也都在軟禁中失蹤,隨後被判刑,妻兒則進了家牢。拍地下教會的獨立導演朋友也失蹤了,他姐姐來京尋找,和我在SOHO的咖啡館見面。兩個瘦而蒼白的女人,相對無語,緊緊地捂住手中的熱飲杯。

2006年份外漫長,已經記不得是哪一次軟禁,徐曉送來兩本書:《半生為人》和《先上訃告後上天堂》。後來娘家媽媽幾次短暫失蹤,給徐曉發電郵問安否,似乎成了一種儀式。一種無論如何,只要她和娘家媽媽在,大家都會平安的儀式。徐曉和娘家媽媽是閨蜜,再怎麼忙,要緊的時候,徐曉開車,拉了娘家媽媽到宋莊吃飯。只有在徐曉面前,向來照顧大家的娘家媽媽,突然又變成了少女,輕鬆活潑嫵媚。她們抽細長的香菸,徐曉的聲音依舊沙啞,聲調卻是豪放。話語直接,在軟弱如我者耳中,有種切入殘酷真相的率直衝擊。

《先上訃告後上天堂》提到一個死亡意象:巴士墜入懸崖。這種事故似乎在世界各地都時有發生,一群陌生人一如往常地坐上巴士,有的微笑有的悲傷有的昏昏欲睡,誰也沒有預測到即將到來的群體死亡,心安理得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素不相識的司機。這個死亡意象在我眼裡自然不同,我們上了一部無法停止無法下車的瘋狂巴士,隨時可能衝下懸崖。

忘了是在香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還是在北京軟禁的家牢中,讀《半生為人》。榮譽、死亡、監禁、革命……已經不能誘惑她。徐曉在書中勾畫了《今天》的朋友們,那也是她的自畫像。她和朋友們共享了不白白承受苦難的氣質,沉靜于邊緣及孤獨者的身份,不失自愛及愛人的寬廣。他們的才氣、骨氣和擔當,昭示了一種人格的份量。我誠惶誠恐地用這些詞,因為它們天然地與徐曉低調樸素相衝突。

許多人都沒有思想準備,低調人文如徐曉,會再次進看守所囚室,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徐曉沒有在我面前直接提過她自己入獄的可能,但想必也是和娘家媽媽一樣,平靜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抓捕吧。那是明知風險與麻煩隨時可能發生,依舊不為動搖,腳踏實地地堅持自己的一種從容。哪怕明天進監獄,今天依舊照常地做飯、會友、工作的一種淡定。不要再問為什麼抓捕會發生在徐曉頭上,正如不要問為什麼郭玉閃、黃凱平、何正軍、凌麗莎、寇延丁、陳堃、薛野、柳建樹、劉斌、張啟斌、夏霖、浦志強會被抓,因為他們有專業能力又甘願承受清貧,在各自的崗位上為這個社會的改進作了最大的努力。

地震傷殘者支持機構愛藝發起人扣子(寇延丁),從台灣回來後原本是要在大陸和香港繼續毅行遠足,10月10日失蹤,至今53天杳無音訊。生於60年代的朋友們,按照原定的計劃,在她缺席的情況下,為公益走100公里毅行。扣子的妹妹們則猜測她可能行走的路線,挨個打114查電話號碼,找到她所坐列車的乘警,找到她被帶下火車中途關押的派出所。派出所口頭告知她被遣送的看守所。然而,北京、山東的看守所卻總是查無此人。難道像楊佳媽媽一樣被改名字?還是更大的不幸正發生在她身上?她之前和我說過的,山東老家什麼工具都有,將來會帶到香港給我修窗子。家人到她山裡的住所去,打理庭院的獼猴桃,卻發現房子已經被警察破門而入,她畢生的工作筆記已經被警察取走。家人反覆去派出所、看守所、上訪辦公室,試圖找到她的絲毫信息。她的老母親,天晴就曬棉被,拍打灰塵,還不讓她的父親用多太陽能熱水器里的熱水,怕扣子回家時天氣太過寒冷。

傳知行研究所和工商註冊都已經註銷。現任執行所長黃凱平的愛人清輝,隱忍著,夜深人靜時,偶爾說幾聲,“冷”,“寒冷”,“好冷啊”,品嚐生離的滋味,發願要把年幼嬌兒接到身邊。警察帶走了凱平,卻無看守所承認關押了他。在立人圖書館工作過,現任職傳知行的劍橋海歸小樹(柳建樹)今年28,他的愛人思樂,今年24,是堅定的女權思想者和行動者。今夜此時,她也說,“真的好冷”,急急忙忙地拆衣服拉鏈,要送沒有金屬扣的棉衣進看守所。“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后打上了句號,她停下來,想念着,又寫下“意恐遲遲歸…”立人圖書館的陳堃和女朋友凌麗莎,只能各自在各自的囚室過冬了。傳知行前任所長郭玉閃的愛人阿潘,在“冰冷”中寫下兩封與夫書,她唯有她的愛,守護幼子,抵禦寒冬的降臨。NGO年輕工作者劉斌和張啟斌,被抓多時外界幾乎不知曉。立人圖書館理事薛野,與玉閃約好了每日聯繫報平安。玉閃被抓一個多月后,薛野也被抓了。朋友們才反應過來,他事先委託的律師夏霖,已經先于他被捕了。

於是,朋友們紛紛和舊友交代各自的委託律師,答應每天都聯繫守望平安。我們在竊竊私語和大聲喧譁之間猶豫徘徊,不是怯懦,而是不停地責問自己:面對這樣一個失去理性、無所顧忌卻又極度恐懼人民的警察系統,究竟要怎樣做才能保護我們的至愛親朋?

今夜氣溫驟降,寒流抵達香港。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警棍在空氣中揮舞,可以發出嗚嗚的聲音,宣告它嗜血的貪婪。它令我想起被軟禁時,早春午夜的北京,看守的鐵椅子和地面瓷磚摩擦的聲響。北方失蹤的朋友,天冷了,緊緊地抱住你。

2014年11月30日初稿,12月3日定稿, 曾金燕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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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中國知名作家、散文家,财新传媒《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出生于上海,长于北京,從1979年起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自1982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著有《半生为人》等。1975年,徐晓被中國政府指控参加〝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而入狱。2014年11月26日,徐曉被指控“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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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文:當蕭紅成了一劑鴉片

為何這篇文章牆內也發不出去?

【当萧红成了一剂鸦片】萧红的不幸起源于她要按自己的方式的生活和写作。作为女性先驱,绝不会为当时的社会所容。萧红对作为女性养成经验不仅有清醒的认识,也有足够的沉淀。她的作品没有鲁迅杂文式的控诉,只有温柔文字里编织的密不透风的网,日常描述里道出社会风俗积习如何杀人不见血。#女声独家# http://www.weibo.com/2523580342/profile?topnav=1&wvr=6

曾金燕 于香港

《黃金時代》的攝影和視覺呈現極佳,許鞍華導演採用了模擬紀錄片的方法,基於類似紀錄片倫理的考慮,給片中相關人物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例如“訪談”各個人物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論述,蕭紅與蕭軍“永遠分離” 、與端木走在一起的三方影像呈現。導演似乎想還原一個客觀的蕭紅和她所處的時代,至少影片鏡頭刻意製造了距離感,避免廉價煽情,自成獨特風格。畫面的各種隱喻意味深長,比如丁玲一身戎裝,蕭軍後來也穿上了軍裝,但蕭紅和端木,至始至終穿著他們自己的衣服而非制服,這呼應了他們創作以及政治選擇的分歧。鏡頭冷靜地處理細節,透出直達脊髓的悲和喘不過氣的重。摔倒無法起身躺在碼頭潮濕地上錯過船期,對傷殘士兵感恩話語的荒誕,睡陽臺草蓆的孕婦蕭紅請眾人吃冰,端木塞錢到枕頭下,病重的蕭紅大口吃吵架、突圍后返家的端木帶回的蘋果……影院裡我淚流滿面,進入多重刺痛感。

然而,細思歷史中的蕭紅和影像中的蕭紅,無論是影像的真實還是歷史的真實,《黃金時代》都未能自圓其說,留下太多遺憾。主要原因是影片形式和內容衝突、創作者無力將客觀歷史主體化、以及影片結構失調。

形式即是內容

電影,形式即是內容。《黃金時代》對影片風格的選取和對故事內容的選取形成衝突,未能相得益彰。若說影片通過有距離的鏡頭“客觀理性”地還原歷史,卻大筆墨地描述蕭紅的個人感情糾葛而輕視甚至忽略蕭紅作為女性和作家的養成經驗。若說以個人的、女性的視角來再現蕭紅──不難理解影片呈現蕭紅和魯迅抽菸,問魯迅裙子漂亮不漂亮──但影片給蕭紅直接表達的機會不多,太倚重第三方和“你們全是蕭軍的朋友”來談論她,蜻蜓點水帶過魯迅、胡風、聶紺弩和端木對其文學才能的推崇。

超越左翼審美

影片反應了並且傳承了男性的、政治的寫作潮流加在女性的、文學的蕭紅身上的壓抑,未能夠提出批判。影片創作者和片中看著蕭紅被家暴依舊走開的文壇朋友們價值觀上一脈相承,是另一種寫實主義。政治批判、左翼寫作自然是反抗,但三十年代左翼主導下的創作論戰,未能意識到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文學並不與政治反抗矛盾。僅有直接的、政治的、反抗的文學,沒有滋養深入人心的人文社會支持,無權者一旦掌權,有可能比掌權者更變本加厲地壓迫新的無權者。文學不是不可以為大眾服務,但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是個體抵達解放的核心。藝術的、文學的和自我的,對美與自由在感官上無極限的追求,帶來人內在的反省和解放,是更深層次的反抗。談論解放對有知識的人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集體以思想或行動要求解放,因有了同伴而不算太難;但將解放落實到自身,剥离与生俱来的文化习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恐怕對勇氣和行動能力的要求就高得多。左翼思潮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黃金時代》創作者在努力實現歷史的客觀時,未能將這種客觀主體化,變成創作者自己的、經驗的客觀,提不出超越三十年代左翼的審美。

蕭紅的文字純粹地美,自然風物閑美瀟灑自由,創造出永久的鄉土家園。她在創作中將讀者直接帶到文字營造的世界,不干擾讀者與故事中的人物和社會直接交流。她沒有直接的指責和謾罵,甚至也沒有血淋林地揭露,只是不著痕跡地將讀者帶入那個混沌世界。她的善和愛在文字中沉澱,令你難以簡單地恨故事裏軟弱齷齪的人,而體味到無限地悲哀和透骨的疼痛,體味到悲劇背後復雜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成因。蕭紅要按自己的方式來寫作,不按“他們的”(左翼主流)方式來寫作,影片陳述了這個事實,也掉入了這個事實背後的價值陷阱。

女性的養成

蕭紅的童年,除了天真爛漫和祖父的愛,還有父親及繼母的冷漠以及其背後整套的對女童敵視與迫害的社會風俗文化。她逃婚、窮困、遺棄與被遺棄、逃難……蕭紅的不幸起源於:一,她要按自己的方式的生活;二,她要按自己的方式寫作。作為女性先驅,絕不會為當時的社會所容。蕭紅對作為女性養成經驗不僅有清醒的認識,還有足夠的沉澱。作品里小團圓媳婦由鮮活美麗的女孩子到一命嗚呼,王大姐、王婆等人死了也就死了,翠姨傷春而逝。沒有魯迅雜文式的控訴,只有溫柔文字裡編織的密不透風的網,日常描述里道出社會風俗積習如何殺人不見血。

31歲,許多人還未走出童年陰影,許多人還剛開始脫胎換骨地蛻變。蕭紅個人生活已經脫了幾層筋骨,創作上和張愛玲齊名,但就在31歲,她的生命終結在盛年的起點。影片對蕭紅的刻畫進入了類型,蕭紅至始至終面目模糊,沒有給觀眾去理解那個時代女性如何被養成,缺乏她童年感受的冷漠,逃婚後的囚禁、唾罵等等重要鏡頭,蕭紅的一次次出逃和反叛,容易給觀眾造成不負責任和無理取鬧的誤解。而不理解她作品中的女性,就難以理解她兩次失去孩子的經驗。

重新評價端木蕻良

與端木的婚禮上,蕭紅說“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劍雨》里細雨放下名動江湖的武功和利祿,整容變身為日日操勞的街頭販布小商曾靜,嫁給老實憨厚經濟和社會地位上貌似無能的江阿生。經歷了多少壓抑、不公、動盪,對人性有多深的認可,才能超越功名和政治的誘惑,才會讓敏感多才的蕭紅選擇珍愛“正常的”生活。她可以選擇按別人期待的方式寫作,可以選擇與成名了作家兼革命者蕭軍繼續生活,可以選擇別的有權有勢的男人。有多少美女才女睡了男人之後,進尼姑庵暫歇即可華麗轉身為貴人的枕邊人?道德由能人塑造規定,從來都是針對無權無勢者。蕭紅選擇端木,有端木對其創作的欣賞和理解在先,有她對端木與蕭軍大男子主義截然不同的柔美氣質的認可和尊重在先。端木選擇蕭紅,即使知道她懷有蕭軍的孩子,即使當時社會不容蕭紅這個逃婚有兩次同居經歷的女子,即使他家境優越社會地位不差。他通過結婚給了自己愛和尊重的女人最需要的社會保護,那需要靈魂深處的共鳴和力量。

我有一層未經考證的猜測,蕭紅那時也到了自我成長的轉折點,對異性的理解逐漸脫離蕭軍這種類型男子的窠臼,對冷漠父親開始諒解而不再無意識地尋求父親的眼光。李歐梵的研究指出蕭軍的反抗精神是一種“鬍子”(土匪)精神。李歐梵用這一點解釋了蕭軍即使有革命作家和魯迅大弟子身份,依舊不放棄質問作為同路人的“黨”,自然遭到整肅。蕭軍愛武功有愛動手解決衝突的草莽英雄氣質。這在江湖中自然是豪邁,放在家庭里恐怕誰也吃不消。何況國難當頭,諸事煩心,家裡這個女子又不是一般人。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與端木成婚時也許也不會預料到,自己所選之人,縱使有這樣那樣的懦弱,不但此時不辜負她,將來也不會辜負她。銀屏上,香港淪陷時端木離開病床去尋找錢和醫院,回來從口袋里掏出兩個蘋果。蕭紅拿起大口咬,似乎忘了之前的爭吵,又有了活下去的強烈慾望。手術後醫院已經人去樓空,端木用嘴從創口給她吸積血。史實中,端木埋葬了她的骨灰,攜帶了她的烏髮,縱使當眾大哭,也不開口為自己作任何辯解,死後骨灰與蕭紅合葬。與端木共同生活的日子,蕭紅完成了個人頂峰之作《呼蘭河傳》。

端木蕻良個性軟弱卻在大事上處處擔當的矛盾性、複雜性,他文學方面的取向和蕭紅的創作之間的關係,蕭紅死後到他自己去世期間端木令人唏噓的作為,是理解蕭紅又一次作出“直覺超越理性認知”選擇的重要人物。端木足以成為男一號。《黃金時代》里端木形象單薄,有小白臉的嫌疑,實屬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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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坐牢去了──念寇延丁和郭玉閃

曾金燕 2014年10月14日于香港

寇延丁是NGO從業者、公益關注者的“扣子”、“寇姐”,是我孩子的寇姨。過去一年裡她來來往往香港,住我家客廳的沙發,抑或睡我上鋪,帶孩子去公園,陪孩子逗趣兒。她在的日子,孩子與我鬧彆扭的次數明顯少了。她做山東煎包,招呼大陸的在港年輕人一起分享。我們和陌生的香港遠足愛好者一起,深夜走到新界的山裡,傾盆大雨中看水庫源頭的螢火蟲和被遺棄的農舍。更多時候,她早晨六七點就揹着水袋穿著五指鞋出門了,和本地人邊走邊聊,採訪市民、學者、記者和社會活動人士,試圖通過香港人熱愛的毅行和遠足,來理解香港的草根階層和公民社會,并寫成書介紹給中國大陸。回山東閉關寫作期間,她形容自己“像螃蟹吐泡泡一樣”,文字汩汩滔滔地流出來,不能停止。她要寫香港和台灣“走起”的人們。但她絕不是趴在案頭的碼字工,她所做的貢獻,我無法在這裡一一書寫。因為她的美德,在目前尋釁滋事成風的掌權者手裡,都是罪行。她成立了關懷殘障藝術家、四川地震傷殘倖存者的支援機構,是身體力行的素食環保主義者。她很少談自己,在多本書作里總是隱去自己來呈現採訪對象。但她的文字,已經實實在在地為她的思想和行動說話(見文末書目)。

寇姐被抓前兩天,還在我香港的廚房裡,與我一起做了雞蛋麪早餐。她匆匆經過香港,只待一天。我以為香港佔中正是田野觀察的好機會,問她為何不多待。我們簡單聊了當下兩岸三地的情況,她憂心忡忡著急要回北京。她自嘲關於香港“走起”的書稿恐怕是出不了了。儘管頻頻得獎,她的書稿要通過審查在內地出版,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佔中一發生,一方面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佔中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國內對其審查,恐怕是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了。她對此倒也無所謂,說不如把台灣的“走起”寫了再說。我們雖然是憂慮,但也覺得不至於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因為這麼多年來,她低調務實又能能忍受委屈,一心想著和大陸的公眾交流,推動每個普通人走出一小步,為我們的社會進步做出一點點承擔。公眾不知道2005年她和梁曉燕老師冒風險去探視被軟禁在家的陳光誠;也不知道她來見我一面后被便衣警察跟蹤調查;更不知道她在被停刊的《民間》里是主要的記者;也不會有機會聽她公開說為了保存NGO機構而受到的壓制和政治上的困難。

她穿著輕便舒適不引人矚目的棉麻衣裳,黑髮盤在腦後,常常穿著運動鞋或五指鞋。乾淨、利索又沉靜親和。隨身背包裡有簡單的乾糧和水杯,生活上對自己有要求有照顧卻又是隨時隨地都能適應並且照應他人。

寇姐一般不直接談政治,她低頭貼近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體諒他們的處境,做具體的事,寫他們的故事。她和郭玉閃代表了中國最為寶貴的一群人。思想上有清醒的認識,不以批判贏取目光,而是默默做事。被誤解也罷,被指責也罷,總歸是把事情做成然後隱名身退。迫於政治壓力也罷,出於關心家小也罷,總也能夠低頭,在政治敏感期保全自己。當年為了營救光誠,不知多少人開了多少會做了多少或明或暗的工作,而玉閃在意外中接棒一氣呵成。2009年,胡佳在監獄,我就職的公司賣掉了,開家庭幼兒園被當局關閉,找鮮花公司的工作被警察直接施壓老板辭退,女兒又嗷嗷待哺,我的人生進入谷底。我渴望一個物理空間的工作機會而不是生活在網絡世界,令我有穩定的收入,有機會與外人接觸見面,還能夠實現自我價值,但這一切談何容易。一個朋友邀我化名給一家雜誌翻譯稿件,但終歸我的真實姓名通不過用人系統的政治審查,而我又難以用雙重身份來與編輯相處,心內身處也擔憂給不知情者帶來的政治風險,最後作罷。玉閃知道了,便邀我到傳知行一起工作,是唯一一個直接做到幫我實現工作夢的朋友。

我自詡是務實做具體事情的人,但終究是個過分的沉重的理想主義者。玉閃不但不怪我,還接住我挑給他的刺,把棘手的工作一件一件落實下來。批評指責中國政府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切實地使服務對象受益,改變政府的經濟社會行為,有多少個所謂“位卑言輕”的民間人士、機構可以持久地做到?傳知行在一步步紮實的行進,這導致了研究所被查抄的必然命運。面對中國政權,既不能光講政治正確和對方劃清界限了事,也不能光講技術操作實現目的而忽略不正義的程序陷入道德泥淖。這兩者的侷限與後患不一定能被網上罵架的網友覺察。玉閃也許達到了更好的平衡,不是簡單地技術處理或意識形態批判,而是在深厚的人文精神底子上,靈活處理具體的事情,為社會轉型小步踏進做準備。

同時得知郭玉閃被刑拘和寇延丁被抓的瞬間,我在旺角街頭看油麻地本土藝術社區活化廳的成員佈置行為藝術。我後悔沒有堅持把寇姐留下來,她一定會愛上旺角。彌敦道由往日的車水馬龍,變成公眾散步和公民政治的場所。真普選政治抗爭的表層下,背景多元甚至身份複雜的社會底層民眾從冷漠、疑慮、觀望到走上旺角街頭,散步、售賣鮮榨果汁和自拍神器等小東西、自設吹水區和抗議標示、乃至直接加入與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的衝突中保護學生。隨著抗議時間拉長,中國專政政權和大財團主導下的香港日常政治衝突漸漸呈現在彌敦道上。不少營營碌碌的街坊,暫時中斷了技術化、機械化的緊張日程,重新奪回被彌敦道車流切斷的空間與生活,行走在我地,思考政治衝突背後更貼近自身的議題:如何保障自身腳踏實地的街頭生活不被高樓大廈與高速車輛淹沒;如何保障糕點、花圈、開鎖、泥水、縫補等手工活小鋪不被黃金珠寶名品店擠壓消失;如何提供給年輕人有尊嚴的教育、就業和發展機會而非從幼稚園開始不得不參與一輪輪面試、低學歷的就業機會擴張而高學歷畢業者難以生存自保。彌敦道的中斷,社會底層的參與,使得旺角真普選抗爭添了濃重的面向香港城市規劃、都市化弊病診斷的色彩。生命形態是如此豐富多元,許多人依舊與政治刻意保持距離。在后極權國家尤其如此。如果大陸能夠保障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法治,那麼即使民主還尚遙遠,香港的民眾還能忍,不會走到公民抗爭這一步。大陸的有識之士如玉閃,如寇姐,也會默默地一直以思想為行動,更以行動為行動,耐心地推動社會往前走。

每有故友被抓、入獄,玉閃止不住憤怒、悲傷,阿潘(玉閃愛人)和我們幾個女性朋友都拿眼瞪他:“胖子你可不能進去!”。專制者的監獄是摧毀柔弱肉身的地方,開不得玩笑。玉閃何嘗不知道。他忍,他時常被恥辱的刺痛感裹挾著,又無聲地力所能及地支持受難者的家人。眼睜睜看著一個個友人進了監獄,而這些人恰恰是社會進步的希望。這不僅是個人的恥辱,更是時代的恥辱。現在,他舍了妻兒父母,也進去了。寇姐也被抓了。我擔憂專政機器殘酷地在他們的肉身上烙下傷痛烙印,又堅信他們能在審訊中保存自己,感動具體的對手。

索多瑪城,義人的美德便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罪行。

 
寇延丁作品簡介

  • 詩集《詩和我在一起》、散文集《文和我在一起》,2002年,遠方出版社出版。
  • 《夢想美麗》,國內首冊關於殘障美術家的紀實作品,200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07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 《告訴世界有多美》,國內首套殘障美術家系列作品,2011年完成出版第一套。
  • 《可操作的民主》,議事規則在中國基層的推廣,2012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再版。

郭玉閃簡介

郭玉閃,1977年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北京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後更名為公盟)創始人之一,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理事、所長,《第一財經》特約評論員,原《新青年·權衡》雜志執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經濟學分析,同時多年來一直倡導破除壟斷的管制改革。目前參與傳知行稅收、出租車業、三峽工程等領域的研究。作家余世存對他的描述是“一個熱情似火的學者,做過沙龍、慈善、環保、維權、學術、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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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明報) 2014年09月28日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51842/74/

【明報專訊】訪問曾金燕是我的主意。

編輯說做個人物訪問,談談當下香港社會形勢。

近幾個月這些訪問從來不缺。

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再重複訪問學者,我想找的是兩種人:一是普通不過卻有代表性的尋常百姓,二是並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看他們會否旁觀者更清。

我想起來港兩年攻讀博士的曾金燕。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也許並不理解我們的對手共產黨的招數和套路。

金燕和前伴侶胡佳長年在內地,堅持維權抗爭運動,每天跟國安、國保和國家機器的暴力發生第一身的角力,她的看法也許對大家有啟發。

維族學者囚終身 判給誰看?

訪問是在星期三黃昏進行,那時罷課進行了一半,學聯還未佔領添美道和公民廣場。我見到金燕時,她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每次見面個子瘦小的她都充滿巨大的能量,我無法將Twitter上控訴國安如何干擾她女兒日常生活、車被刑事毁壞的推文,跟眼前的女子連在一起。

上周維吾爾人伊力哈木被判終身監禁,全球嘩然。這樣一個多次公開講反對分裂國家的溫和維族人被判分裂罪,難怪有國際媒體說中共在製造中國版的曼德拉。我跟金燕談起伊力哈木,我說,此時伊力哈木重判,讓我無法不想起近來中共也屢次在香港強調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金燕說:「有種說法是(伊力哈木的)判刑不是判當事人,而是判給別人看?尤其這個時間是判給誰看呢?」她頓了一頓,看着我。

「當然也有人說只是他們(當局)沒有想那麼多,從維族人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判分裂罪裏他算是輕的。如果是所謂的正常水平,是死刑,已經以法律的名義處死了這麼多。許多當事人沒有律師,沒有見家人,判刑都不知道。從他們(當局)的角度對伊力哈木已經是寬容了。」

暴力與非暴力

「 伊力哈木在日常生活裏是個很溫和、很有生活趣味的人,他一直努力跟漢族朋友溝通,是個很難得可以維漢溝通的橋樑。他自己身上就體現出這種融合,他骨子裏是維族人,也接受了(漢文化的)高等教育,很懂漢人文化,很懂我們。像他這樣理性溫和的人都要判刑,即是說逼迫大家要用暴力了,這是最糟糕的情况。紀錄片《對話》裏附有小片段,有對伊力哈木的採訪。我們在和導演及王力雄等人的交流過程中,都擔憂一種趨勢,即使伊力哈木這樣溫和的人,在維族的群體裏也日益變成邊緣。當更多的維族民眾失去耐心,不相信政府政策,(而政府也一直欺騙公眾);當人們失去對非暴力的信心,愈來愈多人有考慮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期待更激烈的暴力和衝突,激起民眾的憤怒,進而激起全民反抗。其實香港的激進本土派一些人的想法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些人失去耐心,希望事態惡化、暴力衝突出現並變得嚴重,激起人們的憤怒,激起全民暴力反抗。」

中央對西藏新疆政策 香港的預示?

有些人說香港面臨新疆化、西藏化,金燕對這樣的類比很謹慎。「我不能簡單把香港、新疆和西藏做類比,但是在一個極權、後極權的語境裏,當局處理地方事務的方法很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最近當局更加直接明顯地對話語體系的控制,宣傳的架勢,對媒體的控制,對公民社會的破壞,包括很多對微小日常生活的破壞,對自由社會的共識和默契的破壞愈來愈深。將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跟對西藏、新疆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私人空間 個人尊嚴

關於自由社會裏共識被破壞,日常生活受影響,「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般在香港大家對私人空間都很敏感,就算在人很多的地方也會有私人空間,在公共地方也有私人空間被尊重的感受,譬如說在很擠的巴士或地鐵上,也會保留我的空間。如很多大陸人過來,這種僅有、微小的私人空間也會被破壞。三個人坐的椅子會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擠過來,他們不會認為肉體跟皮膚接觸是一種冒犯,人這麼多,so what ?Who cares ?但是我覺得這種微小的東西是在不斷的變化。這種東西就更深層次。你可以說他們只是質樸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資源,可另外一方面它源自於一種文化:無視公共空間裏對個體的尊重,無視社會約定俗成的契約,為貪圖小的便利瓈Q益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這種文化擴散在每一個地方,它很可怕,在公司、行政系統、做事情時,沒有涇渭分明的程序,邊界不斷被模糊化,為了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否信仰共產主義,入黨,配合黨的要求和工作,或者凡事以人情關係為先。以後廉政公署會有很多案子要查,——如果廉政公署還在的話。日常生活私人空間,個人的尊嚴、感覺不停地被打破,推到邊緣,這種改變很細微,但是很直接。中共作為執政黨,還沒有學會尊重本土性。新疆、西藏沒有接受現代自由法治的薰陶,而香港有這段歷史,他們不可類比,但另一方面是可以類比。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個主權為上的後極權政權。而大一統在大陸,哪怕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都是極其普遍,受歡迎的,認為是priority。」

香港東西生長出來,很強大

金燕剛開始學廣東話,她說自己談不上有資格評論香港,但也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 「過去兩年我切實感受到香港本土性的生長和強大。我們看到獨立媒體、主場新聞,都做得很好的。而我以為自己做的工作和研究是面向大陸的,可比如在研究會的紀錄片放映中,我們與香港本土的聯繫慢慢建立起來,自己也成為香港本土的一部分。」

「去飲」的日子,只餘倒數幾天,不斷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如拖延太久錯失時機,「和理非非」等,當然少不了說根本不會有用,無情的共產黨絲毫不會動搖。金燕也許比很多香港人,對佔中都欣賞、理解得多。

觀察佔中罷課 佩服組織理性

「我是蠻佩服佔中、罷課這些公民社會活動,當然有人批評他們錯過了很多機會、拖延。一場社會運動,有很多偶然性,這些突變當然有可能帶來好的變化。但在後極權國家,它面臨極大的風險。那麼多的對話、準備、社會動員,表面上是拖延時機,拉低士氣,但實際上也是非常好的過濾過程。本來鼓起士氣是很好的,但一鼓作氣佔中了、抗議了、遊行了、絕食了,甚至死人了,北京政府依舊無反應,之後怎麼辨?這些學生的組織、理性、自我控制的能力都顯示出來了,幫助我學習理解香港社運。批評佔中拖延的人,不懂政治是協商是個過程,示威的目的是要讓對方談判,而不是真的要打人造成傷害。」

一些批評也說這些抗爭手法沒用,或者只滿足於留於自我安慰的階段性勝利。金燕認為反思什麼是「沒用」,是香港社會很大的挑戰。「香港是個實用至上的社會。抗爭跟紀錄片、藝術和藝術一樣,過程重於結果,形式就是內容。因為當你的對手是強大的、有沒什麼可以直接制約的軍事力量,而且可以不遵守現代文明規則,你真的是不自量力,那為何還要做?」

紀錄片製造改變的可能

「在香港這種高度運轉的商業社會,什麼東西都需要目的和直接的結果。很多人不了解你做一件『無用』的事情有什麼意義。聲稱『罷課又不能改變結果』。首先,結果真的是不能改變嗎?一場抗爭可能真的不能馬上改變人大的法律條文規定,但是這個過程重要,這個不是實用可以解釋的。 沒有了抗爭,整個社會更快速下滑,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結果。從我們做紀錄片來說,從來不要預設故事發展,你在做的每一次,改變已經產生。六個月的拍攝期,也許頭三個月的research pitch很多都不會用上,但 好的導演了解你拍攝對象的社會關係,身體語言,去決定這個故事的發展。回到罷課和佔中,在這個過程沒有辦法設計一個框架,你要容許更多的可能性,讓普通的公眾主導,讓沒有權的人能集合起來製造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創造出新的形式。沒有這個過程,下一個歷史的起點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在中國做社會運動,談什麼『結果』,你有媒體新聞自由嗎,有結社自由嗎?用這個框架來看什麼都沒有意義。」

(谢谢Kitty的采访,让我有机会谈论占中。可能版面缘故,有一段话删去了,这里补上:

有些人說,我們不要抗爭,否則會激起共產黨更糟糕的行為。“無為而治”是當權者應該學習的一種方法,他們應該學習放棄控制民間的自組織的能力,讓民間社會生長強大起來,形成豐富複雜的生態,整個社會才不容易因為結構單一而受衝擊而隨便垮掉。相反,無權者才不能“無為而治”,本來就無權,放棄為自己爭取權益的過程,導致當權者更加為所欲為,造成災難性後果。主張社運人士和公眾應該消極沖減當權者作惡程度者,是天真地將無為而治的主體和對象顛倒。)

The care of self 自由尊嚴

金燕研究紀錄片,我看到的是作為媽媽、紀錄片研究者和維權分子,三者如何貫穿她的價值觀和思考問題的視角。她說與其討論大框架,她更關注的是The care of self。「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自由要爭得自由,有自由要學會如何行使自由。你的命運難道是任人(專制政黨、傳統文化或者是資本力量)擺佈的命運? 我們要更切實討論中港跟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如何安身立命,建立自己跟後極權的關係,過得有自由有尊嚴,不受它約束。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話題。」

恐懼感被放大 精神人格萎縮

「我跟一個朋友聊天,她是社運分子也是知識分子,我們都是媽媽,面臨的是每天日常的選擇,包括你上不上街抗議,上街誰照顧孩子。奶粉脫銷引發的抗議和討論也很奇怪。很多人很直接進入香港和中共政府的話語體系,不是真正為自己說話,而是成為大的地緣政治鬥爭夾縫之中一個偏離主題的東西。這是我一直思考的方法。」

「在香港我不喜歡有些視頻新聞,因為裏面個體是沒有尊嚴的,它是一個被塑造、操弄、批評的對象,沒有主體性。正如吳文光年初在藝術中心的工作坊裏說的,應亮在立法會門口的民主課堂裏也提過,如果我們年輕人,每個回家了解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偷渡史、難民史,去跟老人對話,理解逃出來的人對中共的看法,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擁護中共,是因為他認為中共已經比以前好很多,還是因為恐懼中共變得更糟糕而不敢有所作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放慢步調,跟長輩形成影像對話,這是個無比有力的抗爭,很好的家庭宗族政治衝突的緩解和創傷治療。最後會形成一種共識,在民主自由議題上,大家更勇敢一點,更有擔當一點,更往前走一點。恐懼會讓精神人格萎縮。我不想簡單的談論中共有多可怕,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他真的要幹時沒人可以鬥得過,因為他可以不擇手段。但當人的恐懼感被放大,他的精神人格萎縮了,這才是我最擔心的。重要的不是看得見的控制,而是看不見的控制,所以要把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說明白。」

面對極權管治 堅忍冷靜抗爭

我嘗試記錄跟金燕的這段對話時,心卻在添馬艦政府總部的學生身上。他們堅持了一星期,星期五晚留守政總外,這個抗命時代之下,我們需要的堅持豈止一星期,而是如金燕般巨大溫柔的能量,才能對抗十年、二十年,才能不為抗爭的「沒用」泄氣,才能以溝通完成世代、家人、朋友間的政治創傷治療。我們在學生中看到了堅忍和冷靜,面對極權統治, 除了溫柔、堅持和智慧,我們別無他法;也不要忘了在大家身上彼此取暖,正如我每一次跟大陸的維權人士見面,每一次看見學生的行動,也彷彿注滿了能量。只有大家結合起來,看透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並將抗命跟日常結合起來,我們才能不為所動地一起走下去。

文/ 何雪瑩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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