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文:當蕭紅成了一劑鴉片

為何這篇文章牆內也發不出去?

【当萧红成了一剂鸦片】萧红的不幸起源于她要按自己的方式的生活和写作。作为女性先驱,绝不会为当时的社会所容。萧红对作为女性养成经验不仅有清醒的认识,也有足够的沉淀。她的作品没有鲁迅杂文式的控诉,只有温柔文字里编织的密不透风的网,日常描述里道出社会风俗积习如何杀人不见血。#女声独家# http://www.weibo.com/2523580342/profile?topnav=1&wvr=6

曾金燕 于香港

《黃金時代》的攝影和視覺呈現極佳,許鞍華導演採用了模擬紀錄片的方法,基於類似紀錄片倫理的考慮,給片中相關人物發出自己聲音的機會。例如“訪談”各個人物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論述,蕭紅與蕭軍“永遠分離” 、與端木走在一起的三方影像呈現。導演似乎想還原一個客觀的蕭紅和她所處的時代,至少影片鏡頭刻意製造了距離感,避免廉價煽情,自成獨特風格。畫面的各種隱喻意味深長,比如丁玲一身戎裝,蕭軍後來也穿上了軍裝,但蕭紅和端木,至始至終穿著他們自己的衣服而非制服,這呼應了他們創作以及政治選擇的分歧。鏡頭冷靜地處理細節,透出直達脊髓的悲和喘不過氣的重。摔倒無法起身躺在碼頭潮濕地上錯過船期,對傷殘士兵感恩話語的荒誕,睡陽臺草蓆的孕婦蕭紅請眾人吃冰,端木塞錢到枕頭下,病重的蕭紅大口吃吵架、突圍后返家的端木帶回的蘋果……影院裡我淚流滿面,進入多重刺痛感。

然而,細思歷史中的蕭紅和影像中的蕭紅,無論是影像的真實還是歷史的真實,《黃金時代》都未能自圓其說,留下太多遺憾。主要原因是影片形式和內容衝突、創作者無力將客觀歷史主體化、以及影片結構失調。

形式即是內容

電影,形式即是內容。《黃金時代》對影片風格的選取和對故事內容的選取形成衝突,未能相得益彰。若說影片通過有距離的鏡頭“客觀理性”地還原歷史,卻大筆墨地描述蕭紅的個人感情糾葛而輕視甚至忽略蕭紅作為女性和作家的養成經驗。若說以個人的、女性的視角來再現蕭紅──不難理解影片呈現蕭紅和魯迅抽菸,問魯迅裙子漂亮不漂亮──但影片給蕭紅直接表達的機會不多,太倚重第三方和“你們全是蕭軍的朋友”來談論她,蜻蜓點水帶過魯迅、胡風、聶紺弩和端木對其文學才能的推崇。

超越左翼審美

影片反應了並且傳承了男性的、政治的寫作潮流加在女性的、文學的蕭紅身上的壓抑,未能夠提出批判。影片創作者和片中看著蕭紅被家暴依舊走開的文壇朋友們價值觀上一脈相承,是另一種寫實主義。政治批判、左翼寫作自然是反抗,但三十年代左翼主導下的創作論戰,未能意識到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文學並不與政治反抗矛盾。僅有直接的、政治的、反抗的文學,沒有滋養深入人心的人文社會支持,無權者一旦掌權,有可能比掌權者更變本加厲地壓迫新的無權者。文學不是不可以為大眾服務,但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是個體抵達解放的核心。藝術的、文學的和自我的,對美與自由在感官上無極限的追求,帶來人內在的反省和解放,是更深層次的反抗。談論解放對有知識的人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集體以思想或行動要求解放,因有了同伴而不算太難;但將解放落實到自身,剥离与生俱来的文化习俗,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創作,恐怕對勇氣和行動能力的要求就高得多。左翼思潮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黃金時代》創作者在努力實現歷史的客觀時,未能將這種客觀主體化,變成創作者自己的、經驗的客觀,提不出超越三十年代左翼的審美。

蕭紅的文字純粹地美,自然風物閑美瀟灑自由,創造出永久的鄉土家園。她在創作中將讀者直接帶到文字營造的世界,不干擾讀者與故事中的人物和社會直接交流。她沒有直接的指責和謾罵,甚至也沒有血淋林地揭露,只是不著痕跡地將讀者帶入那個混沌世界。她的善和愛在文字中沉澱,令你難以簡單地恨故事裏軟弱齷齪的人,而體味到無限地悲哀和透骨的疼痛,體味到悲劇背後復雜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成因。蕭紅要按自己的方式來寫作,不按“他們的”(左翼主流)方式來寫作,影片陳述了這個事實,也掉入了這個事實背後的價值陷阱。

女性的養成

蕭紅的童年,除了天真爛漫和祖父的愛,還有父親及繼母的冷漠以及其背後整套的對女童敵視與迫害的社會風俗文化。她逃婚、窮困、遺棄與被遺棄、逃難……蕭紅的不幸起源於:一,她要按自己的方式的生活;二,她要按自己的方式寫作。作為女性先驅,絕不會為當時的社會所容。蕭紅對作為女性養成經驗不僅有清醒的認識,還有足夠的沉澱。作品里小團圓媳婦由鮮活美麗的女孩子到一命嗚呼,王大姐、王婆等人死了也就死了,翠姨傷春而逝。沒有魯迅雜文式的控訴,只有溫柔文字裡編織的密不透風的網,日常描述里道出社會風俗積習如何殺人不見血。

31歲,許多人還未走出童年陰影,許多人還剛開始脫胎換骨地蛻變。蕭紅個人生活已經脫了幾層筋骨,創作上和張愛玲齊名,但就在31歲,她的生命終結在盛年的起點。影片對蕭紅的刻畫進入了類型,蕭紅至始至終面目模糊,沒有給觀眾去理解那個時代女性如何被養成,缺乏她童年感受的冷漠,逃婚後的囚禁、唾罵等等重要鏡頭,蕭紅的一次次出逃和反叛,容易給觀眾造成不負責任和無理取鬧的誤解。而不理解她作品中的女性,就難以理解她兩次失去孩子的經驗。

重新評價端木蕻良

與端木的婚禮上,蕭紅說“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劍雨》里細雨放下名動江湖的武功和利祿,整容變身為日日操勞的街頭販布小商曾靜,嫁給老實憨厚經濟和社會地位上貌似無能的江阿生。經歷了多少壓抑、不公、動盪,對人性有多深的認可,才能超越功名和政治的誘惑,才會讓敏感多才的蕭紅選擇珍愛“正常的”生活。她可以選擇按別人期待的方式寫作,可以選擇與成名了作家兼革命者蕭軍繼續生活,可以選擇別的有權有勢的男人。有多少美女才女睡了男人之後,進尼姑庵暫歇即可華麗轉身為貴人的枕邊人?道德由能人塑造規定,從來都是針對無權無勢者。蕭紅選擇端木,有端木對其創作的欣賞和理解在先,有她對端木與蕭軍大男子主義截然不同的柔美氣質的認可和尊重在先。端木選擇蕭紅,即使知道她懷有蕭軍的孩子,即使當時社會不容蕭紅這個逃婚有兩次同居經歷的女子,即使他家境優越社會地位不差。他通過結婚給了自己愛和尊重的女人最需要的社會保護,那需要靈魂深處的共鳴和力量。

我有一層未經考證的猜測,蕭紅那時也到了自我成長的轉折點,對異性的理解逐漸脫離蕭軍這種類型男子的窠臼,對冷漠父親開始諒解而不再無意識地尋求父親的眼光。李歐梵的研究指出蕭軍的反抗精神是一種“鬍子”(土匪)精神。李歐梵用這一點解釋了蕭軍即使有革命作家和魯迅大弟子身份,依舊不放棄質問作為同路人的“黨”,自然遭到整肅。蕭軍愛武功有愛動手解決衝突的草莽英雄氣質。這在江湖中自然是豪邁,放在家庭里恐怕誰也吃不消。何況國難當頭,諸事煩心,家裡這個女子又不是一般人。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與端木成婚時也許也不會預料到,自己所選之人,縱使有這樣那樣的懦弱,不但此時不辜負她,將來也不會辜負她。銀屏上,香港淪陷時端木離開病床去尋找錢和醫院,回來從口袋里掏出兩個蘋果。蕭紅拿起大口咬,似乎忘了之前的爭吵,又有了活下去的強烈慾望。手術後醫院已經人去樓空,端木用嘴從創口給她吸積血。史實中,端木埋葬了她的骨灰,攜帶了她的烏髮,縱使當眾大哭,也不開口為自己作任何辯解,死後骨灰與蕭紅合葬。與端木共同生活的日子,蕭紅完成了個人頂峰之作《呼蘭河傳》。

端木蕻良個性軟弱卻在大事上處處擔當的矛盾性、複雜性,他文學方面的取向和蕭紅的創作之間的關係,蕭紅死後到他自己去世期間端木令人唏噓的作為,是理解蕭紅又一次作出“直覺超越理性認知”選擇的重要人物。端木足以成為男一號。《黃金時代》里端木形象單薄,有小白臉的嫌疑,實屬敗筆。

朋友們坐牢去了──念寇延丁和郭玉閃

曾金燕 2014年10月14日于香港

寇延丁是NGO從業者、公益關注者的“扣子”、“寇姐”,是我孩子的寇姨。過去一年裡她來來往往香港,住我家客廳的沙發,抑或睡我上鋪,帶孩子去公園,陪孩子逗趣兒。她在的日子,孩子與我鬧彆扭的次數明顯少了。她做山東煎包,招呼大陸的在港年輕人一起分享。我們和陌生的香港遠足愛好者一起,深夜走到新界的山裡,傾盆大雨中看水庫源頭的螢火蟲和被遺棄的農舍。更多時候,她早晨六七點就揹着水袋穿著五指鞋出門了,和本地人邊走邊聊,採訪市民、學者、記者和社會活動人士,試圖通過香港人熱愛的毅行和遠足,來理解香港的草根階層和公民社會,并寫成書介紹給中國大陸。回山東閉關寫作期間,她形容自己“像螃蟹吐泡泡一樣”,文字汩汩滔滔地流出來,不能停止。她要寫香港和台灣“走起”的人們。但她絕不是趴在案頭的碼字工,她所做的貢獻,我無法在這裡一一書寫。因為她的美德,在目前尋釁滋事成風的掌權者手裡,都是罪行。她成立了關懷殘障藝術家、四川地震傷殘倖存者的支援機構,是身體力行的素食環保主義者。她很少談自己,在多本書作里總是隱去自己來呈現採訪對象。但她的文字,已經實實在在地為她的思想和行動說話(見文末書目)。

寇姐被抓前兩天,還在我香港的廚房裡,與我一起做了雞蛋麪早餐。她匆匆經過香港,只待一天。我以為香港佔中正是田野觀察的好機會,問她為何不多待。我們簡單聊了當下兩岸三地的情況,她憂心忡忡著急要回北京。她自嘲關於香港“走起”的書稿恐怕是出不了了。儘管頻頻得獎,她的書稿要通過審查在內地出版,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佔中一發生,一方面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佔中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國內對其審查,恐怕是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了。她對此倒也無所謂,說不如把台灣的“走起”寫了再說。我們雖然是憂慮,但也覺得不至於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因為這麼多年來,她低調務實又能能忍受委屈,一心想著和大陸的公眾交流,推動每個普通人走出一小步,為我們的社會進步做出一點點承擔。公眾不知道2005年她和梁曉燕老師冒風險去探視被軟禁在家的陳光誠;也不知道她來見我一面后被便衣警察跟蹤調查;更不知道她在被停刊的《民間》里是主要的記者;也不會有機會聽她公開說為了保存NGO機構而受到的壓制和政治上的困難。

她穿著輕便舒適不引人矚目的棉麻衣裳,黑髮盤在腦後,常常穿著運動鞋或五指鞋。乾淨、利索又沉靜親和。隨身背包裡有簡單的乾糧和水杯,生活上對自己有要求有照顧卻又是隨時隨地都能適應並且照應他人。

寇姐一般不直接談政治,她低頭貼近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體諒他們的處境,做具體的事,寫他們的故事。她和郭玉閃代表了中國最為寶貴的一群人。思想上有清醒的認識,不以批判贏取目光,而是默默做事。被誤解也罷,被指責也罷,總歸是把事情做成然後隱名身退。迫於政治壓力也罷,出於關心家小也罷,總也能夠低頭,在政治敏感期保全自己。當年為了營救光誠,不知多少人開了多少會做了多少或明或暗的工作,而玉閃在意外中接棒一氣呵成。2009年,胡佳在監獄,我就職的公司賣掉了,開家庭幼兒園被當局關閉,找鮮花公司的工作被警察直接施壓老板辭退,女兒又嗷嗷待哺,我的人生進入谷底。我渴望一個物理空間的工作機會而不是生活在網絡世界,令我有穩定的收入,有機會與外人接觸見面,還能夠實現自我價值,但這一切談何容易。一個朋友邀我化名給一家雜誌翻譯稿件,但終歸我的真實姓名通不過用人系統的政治審查,而我又難以用雙重身份來與編輯相處,心內身處也擔憂給不知情者帶來的政治風險,最後作罷。玉閃知道了,便邀我到傳知行一起工作,是唯一一個直接做到幫我實現工作夢的朋友。

我自詡是務實做具體事情的人,但終究是個過分的沉重的理想主義者。玉閃不但不怪我,還接住我挑給他的刺,把棘手的工作一件一件落實下來。批評指責中國政府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切實地使服務對象受益,改變政府的經濟社會行為,有多少個所謂“位卑言輕”的民間人士、機構可以持久地做到?傳知行在一步步紮實的行進,這導致了研究所被查抄的必然命運。面對中國政權,既不能光講政治正確和對方劃清界限了事,也不能光講技術操作實現目的而忽略不正義的程序陷入道德泥淖。這兩者的侷限與後患不一定能被網上罵架的網友覺察。玉閃也許達到了更好的平衡,不是簡單地技術處理或意識形態批判,而是在深厚的人文精神底子上,靈活處理具體的事情,為社會轉型小步踏進做準備。

同時得知郭玉閃被刑拘和寇延丁被抓的瞬間,我在旺角街頭看油麻地本土藝術社區活化廳的成員佈置行為藝術。我後悔沒有堅持把寇姐留下來,她一定會愛上旺角。彌敦道由往日的車水馬龍,變成公眾散步和公民政治的場所。真普選政治抗爭的表層下,背景多元甚至身份複雜的社會底層民眾從冷漠、疑慮、觀望到走上旺角街頭,散步、售賣鮮榨果汁和自拍神器等小東西、自設吹水區和抗議標示、乃至直接加入與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的衝突中保護學生。隨著抗議時間拉長,中國專政政權和大財團主導下的香港日常政治衝突漸漸呈現在彌敦道上。不少營營碌碌的街坊,暫時中斷了技術化、機械化的緊張日程,重新奪回被彌敦道車流切斷的空間與生活,行走在我地,思考政治衝突背後更貼近自身的議題:如何保障自身腳踏實地的街頭生活不被高樓大廈與高速車輛淹沒;如何保障糕點、花圈、開鎖、泥水、縫補等手工活小鋪不被黃金珠寶名品店擠壓消失;如何提供給年輕人有尊嚴的教育、就業和發展機會而非從幼稚園開始不得不參與一輪輪面試、低學歷的就業機會擴張而高學歷畢業者難以生存自保。彌敦道的中斷,社會底層的參與,使得旺角真普選抗爭添了濃重的面向香港城市規劃、都市化弊病診斷的色彩。生命形態是如此豐富多元,許多人依舊與政治刻意保持距離。在后極權國家尤其如此。如果大陸能夠保障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法治,那麼即使民主還尚遙遠,香港的民眾還能忍,不會走到公民抗爭這一步。大陸的有識之士如玉閃,如寇姐,也會默默地一直以思想為行動,更以行動為行動,耐心地推動社會往前走。

每有故友被抓、入獄,玉閃止不住憤怒、悲傷,阿潘(玉閃愛人)和我們幾個女性朋友都拿眼瞪他:“胖子你可不能進去!”。專制者的監獄是摧毀柔弱肉身的地方,開不得玩笑。玉閃何嘗不知道。他忍,他時常被恥辱的刺痛感裹挾著,又無聲地力所能及地支持受難者的家人。眼睜睜看著一個個友人進了監獄,而這些人恰恰是社會進步的希望。這不僅是個人的恥辱,更是時代的恥辱。現在,他舍了妻兒父母,也進去了。寇姐也被抓了。我擔憂專政機器殘酷地在他們的肉身上烙下傷痛烙印,又堅信他們能在審訊中保存自己,感動具體的對手。

索多瑪城,義人的美德便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罪行。

 
寇延丁作品簡介

  • 詩集《詩和我在一起》、散文集《文和我在一起》,2002年,遠方出版社出版。
  • 《夢想美麗》,國內首冊關於殘障美術家的紀實作品,200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07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 《告訴世界有多美》,國內首套殘障美術家系列作品,2011年完成出版第一套。
  • 《可操作的民主》,議事規則在中國基層的推廣,2012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再版。

郭玉閃簡介

郭玉閃,1977年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北京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後更名為公盟)創始人之一,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理事、所長,《第一財經》特約評論員,原《新青年·權衡》雜志執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經濟學分析,同時多年來一直倡導破除壟斷的管制改革。目前參與傳知行稅收、出租車業、三峽工程等領域的研究。作家余世存對他的描述是“一個熱情似火的學者,做過沙龍、慈善、環保、維權、學術、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