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映後交流編者按

文:曾金燕  2014年5月14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胡石根、刘荻被捕的今天,我们陷入了一场尴尬和刺痛。对中国政治略有理解的人都明白,当下中国,越是具有美德、學識或改变社会的直接行动能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国家公敌”。有识之士改进社会做出努力却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的美德和行动越是得到公众的肯定,他们越容易面临更加严酷的政治压制和孤立。即使公众的关注与敬仰强大到连狱卒也不能不听见,进而对良心犯保持基本的尊敬,也只是有限地减少施加在“囚犯”身上的恶意而已。秘密警察加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已经将限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监狱,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这迫使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打破监牢的物理局限,理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与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对话。

 

《我们》导演黄文海遭遇了两场意外。第一场意外发生在2008年。《我们》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12月国内《零八宪章》发表导致刘晓波入狱。纵使像刘晓波一类新闻性强的人物并未进入《我们》的电影结构,导演黄文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被与政治直接挂钩而发生急剧变化。2009年4月One Worl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电影节上,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观看了这部影片,误以为《我们》预知了《零八宪章》的发生,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一样关注国家的政治前途,认识到知识分子议事面对的是死胡同,终于合力将言论转变为直接行动。但此行动带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似乎渺茫。One World电影节同期将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徐友渔、崔卫平和莫少平代表领奖并与哈维尔、克裡瑪见面交流。

 

第二场意外发生在5月10日这场放映。《我们》僅有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放映,是在崔卫平家舉辦的內部交流。3月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筹备中)决定在香港放映《我们》,却未料到放映前夕,因5月3日闭门讨论纪念六四,崔卫平被审讯三個下午,郝建、徐友渔等人被捕。崔卫平、郝建是《我们》导演黄文海的恩师。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和《布拉格精神》,都是结束后极权政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對黃文海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个渊源是,五位被捕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其中胡石根因“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共16年,2008年出狱。导演自身也未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当下性已经被拉长到六年甚至更长。郝建自我反省的一段話,正是對《我們》中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物和中國當下的社會精英,在社會擔當與自我保存之間平衡的精闢描述[1]: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

 

當郝建不再繳納黨費,自動脫離共產黨組織,當他無法不紀念二十五年前被子彈奪取生命的堂弟郝致京,當他無法不去探望被軟禁的劉霞,他以行動對“到底怎麼辦”給出越來越清晰的回答。他們的六四閉門紀念,我以為參與者至多會遭致被再次軟禁的待遇。他们的被捕,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再一次具体地響應了《我们》片中不同人物采取不同方法改变社会的必然的类似的结局。而現場观众(蔡崇国)從另一個層面回應了這個时间维度:

 

80年代福柯講,其實人的理智、智力都足夠,但是為什麼我們從幼稚的狀態達不到成熟的狀態。不能夠成熟,一個是懶惰,一個是缺乏勇氣,然後就是行動。行動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可以改變什麼,再一個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是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止是獻身精神……我們要有勇氣,要保存自己,而不是理論上要認識透社會問題,認識透哲學問題,不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張超群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很透,比我們很多理論家都透徹。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就是啟蒙,我們每個人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我特别地悲伤,你说六年没变。我们80年代,和王军涛、和胡平搞这些东西,看來看去,三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影像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政府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或者他们自称的“政治动物”,或者更广义意义上说是关心中国前途的公众——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气质。此片“空间”直接写实和隐喻符号双重视觉化特征明显。立交桥下、地下室通道、地下旅馆、胡同旮旯、密室般藏着非法出版物的橱柜、阴暗的楼梯……摄影机长镜头敏感地捕捉了知识分子们逼仄的地下生存空间。片末张超群站在地下室旅馆的窗边抽烟,窗户向内大开,窗台外即是斑驳高墙,铁篦子连着旅馆与窗外的墙顶,仰看仿佛置身地牢。这令我想起胡佳等维权人士被国保警察强迫失踪时,常常被关押在北京某个旅馆的地下室,窗帘密闭,长期无法见到天日。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當具體實踐作為改變社會的直接行動,都走到南牆的時候,中國人的故土家園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又如何做出新的抉擇?黃文海說:

 

在这件事中,他们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总之,我感到还是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受教于这些老师,在工作中也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不断通过行动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映后交流的基础上,我對黄文海做了一個補充访谈,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线索。

全文請點擊閱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M1J2TVNVanh5ZFE/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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