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田电影及民间记忆计划获2014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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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

2007年8月20日,在广东惠州的黄牛田村,徐辛、王我、胡新宇、赵大勇、黄文海、刘高明、梁小武、前田佳孝和朱日坤成立黄牛田电影。次年该小组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以单独单元展出小组成员的部分作品。作为一个松散的独立电影创作团体,黄牛田电影发展至今,主要成员为朱日坤、王我和徐辛。

在独立电影备受打压的中国,这些作者们坚守“边缘”的创作地位,拒绝来自政治权力和商业目的的任何电影审查与更改,不断寻求影像艺术的创新,深切地关注被国家与主流传媒压制的社会话题,提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他们的作品,为被相互孤立隔绝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呈现自我和沟通互动的桥梁。因而齐氏文化基金会有幸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黄牛田电影,以支持其坚守边缘、不和权力与资本共谋、持续呈现底层的独立电影精神;表彰其在独立创作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民间记忆计划 

草场地工作站由吴文光和文慧发起,主要的纪录片创作者既有年过60岁的村民,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艺术家。从2005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到2010年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后来更名为“民间记忆计划”),日益凋敝荒芜的农村成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关注对象。

在预算微乎其微的状况下,2010年起“民间记忆计划”采访了超过1000位农村老人关于饥饿的记忆,覆盖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中12位作者在三年内完成了26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导演为桥梁,通过个人摄影机和表演性的纪录片创作,重建了导演的“根”村庄里个人饥饿历史事实以及饥饿的集体身份,是无声的农村老人罕有地以个人记忆再现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通过纪录片创作,导演们重建自我,在历史语境及既定的物理空间里(“根”村子)重新认识“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为饥饿亲历者开启了创伤治疗的旅途。纪录片创作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乡村图书馆、老人基金、环保、儿童发起等活动,既是影像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是导演们唤醒自我良知、重建乡村社区、实现社会自我组织的努力。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民间记忆计划,肯定其在个人影像和表演性纪录片创作方面的努力;感谢其挖掘呈现民间记忆,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多重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维度所作的贡献。

黄牛田电影获奖感言

2014年5月19日

成立黄牛田电影小组,是希望一帮志同道合的电影人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小组。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期待她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给出某种新的可能性。远离当时的环境再回头来谈初衷,初衷可能就是已经改变的现实。黄牛田电影目前的作品就是“初衷”的一个主要部分。

近几年,独立电影节受更严厉的政治打压,电影人的创作集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资本诱惑和政治压力下,真正在做独立电影的越来越少,作品的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黄牛田电影作为一个松散的小组,算得上是对抗艺术创作各种体制的一种方式。她存在意义是敦促作者面对现实,并从这个角度发声。但是每一个经验都是自身的镜子。作为处于边缘状态的我们,对现实需要有一种更加悲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也警惕她被论述的“社会意义”。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在表达不自由的环境下存在,其自身也与这种外部的环境和势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当这个环境越变越困难的时候,也许改变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现实,在严酷的体制和复杂的民间社会和江湖中,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虽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但是对自身负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第一位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到《黄牛田电影宣言》的态度和要求。

 

王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也是。

朱日坤: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和幸运。既然来了,努力活下去。

徐辛:目前来看,看不到中国的任何希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黄牛田电影宣言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作者,作为黄牛田电影小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

  1. 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电影审查;
  2. 我们的电影必须忠实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3. 拒绝因为发行或其他商业目的而对影片进行删改;
  4. 具有电影探索精神,尽可能的进行艺术创新;
  5. 作者拥有其影片完全的剪辑权;
  6. 有持续的创作能力;
  7. 对黄牛田集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8. 以上不仅是对我们某一部影片的要求,而是对我们所有电影创作的起码标准。

我们以我们的电影创作和行动来实践以上的宣言。

 

起草:2007年8月20日于广州黄牛田

最新修订:2011年3月10日于北京

2007年8月20日,发起成员于广州黄牛田

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201454)

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荣幸得知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计划,出发点就包括:回到并立足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域,艺术创作与现实改变之建设同步,我们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与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独立艺术计划,2010年开始,一群独立纪录片作者返回和自己有关系的村子(出生成长或祖籍村子),拍摄采访的村子老人讲述历史,并在过程中创作自己的纪录片。绝大部分参与者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自己亲戚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对这些采访拍摄者来说,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我们的纪录片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

 

在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四年之际,获知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倍感支持与激励!

《我們》映後交流編者按

文:曾金燕  2014年5月14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胡石根、刘荻被捕的今天,我们陷入了一场尴尬和刺痛。对中国政治略有理解的人都明白,当下中国,越是具有美德、學識或改变社会的直接行动能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国家公敌”。有识之士改进社会做出努力却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的美德和行动越是得到公众的肯定,他们越容易面临更加严酷的政治压制和孤立。即使公众的关注与敬仰强大到连狱卒也不能不听见,进而对良心犯保持基本的尊敬,也只是有限地减少施加在“囚犯”身上的恶意而已。秘密警察加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已经将限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监狱,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这迫使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打破监牢的物理局限,理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与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对话。

 

《我们》导演黄文海遭遇了两场意外。第一场意外发生在2008年。《我们》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12月国内《零八宪章》发表导致刘晓波入狱。纵使像刘晓波一类新闻性强的人物并未进入《我们》的电影结构,导演黄文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被与政治直接挂钩而发生急剧变化。2009年4月One Worl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电影节上,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观看了这部影片,误以为《我们》预知了《零八宪章》的发生,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一样关注国家的政治前途,认识到知识分子议事面对的是死胡同,终于合力将言论转变为直接行动。但此行动带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似乎渺茫。One World电影节同期将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徐友渔、崔卫平和莫少平代表领奖并与哈维尔、克裡瑪见面交流。

 

第二场意外发生在5月10日这场放映。《我们》僅有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放映,是在崔卫平家舉辦的內部交流。3月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筹备中)决定在香港放映《我们》,却未料到放映前夕,因5月3日闭门讨论纪念六四,崔卫平被审讯三個下午,郝建、徐友渔等人被捕。崔卫平、郝建是《我们》导演黄文海的恩师。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和《布拉格精神》,都是结束后极权政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對黃文海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个渊源是,五位被捕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其中胡石根因“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共16年,2008年出狱。导演自身也未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当下性已经被拉长到六年甚至更长。郝建自我反省的一段話,正是對《我們》中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物和中國當下的社會精英,在社會擔當與自我保存之間平衡的精闢描述[1]: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

 

當郝建不再繳納黨費,自動脫離共產黨組織,當他無法不紀念二十五年前被子彈奪取生命的堂弟郝致京,當他無法不去探望被軟禁的劉霞,他以行動對“到底怎麼辦”給出越來越清晰的回答。他們的六四閉門紀念,我以為參與者至多會遭致被再次軟禁的待遇。他们的被捕,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再一次具体地響應了《我们》片中不同人物采取不同方法改变社会的必然的类似的结局。而現場观众(蔡崇国)從另一個層面回應了這個时间维度:

 

80年代福柯講,其實人的理智、智力都足夠,但是為什麼我們從幼稚的狀態達不到成熟的狀態。不能夠成熟,一個是懶惰,一個是缺乏勇氣,然後就是行動。行動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可以改變什麼,再一個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是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止是獻身精神……我們要有勇氣,要保存自己,而不是理論上要認識透社會問題,認識透哲學問題,不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張超群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很透,比我們很多理論家都透徹。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就是啟蒙,我們每個人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我特别地悲伤,你说六年没变。我们80年代,和王军涛、和胡平搞这些东西,看來看去,三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影像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政府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或者他们自称的“政治动物”,或者更广义意义上说是关心中国前途的公众——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气质。此片“空间”直接写实和隐喻符号双重视觉化特征明显。立交桥下、地下室通道、地下旅馆、胡同旮旯、密室般藏着非法出版物的橱柜、阴暗的楼梯……摄影机长镜头敏感地捕捉了知识分子们逼仄的地下生存空间。片末张超群站在地下室旅馆的窗边抽烟,窗户向内大开,窗台外即是斑驳高墙,铁篦子连着旅馆与窗外的墙顶,仰看仿佛置身地牢。这令我想起胡佳等维权人士被国保警察强迫失踪时,常常被关押在北京某个旅馆的地下室,窗帘密闭,长期无法见到天日。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當具體實踐作為改變社會的直接行動,都走到南牆的時候,中國人的故土家園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又如何做出新的抉擇?黃文海說:

 

在这件事中,他们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总之,我感到还是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受教于这些老师,在工作中也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不断通过行动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映后交流的基础上,我對黄文海做了一個補充访谈,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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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編者按

l  導演訪談

l  映後現場交流實錄

l  《我們》簡介

l  導演簡介

l  嘉賓簡介

 

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談入獄準備

字幕subtitles: 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
Interview With Uy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Excerp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dkNxMktvNmtMODg/edit?usp=sharing

《對話》DVD購買,附贈《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http://acopy.net/chi/content/對話

Purchase a DVD copy: http://acopy.net/en/content/dialogue-pre-order-delivery-date-june-30

2014年3月29日《對話》+《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映後問答記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LXk2SmpDTXEzd1U/edit?usp=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