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性工作者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Text by 曾金燕

本文精简版发表于《号外》2014年3月刊 

l   前言

l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l   女儿身

l   性道德律

l   性紧箍咒

l   性摇钱树

l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l   参考目录

 

前言:

 

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24分钟的新闻片,以暗访、偷拍方式曝光广东东莞色情业:《管不住的“莞式服务”》。这条新闻拉开了新一年中国当局运动式“扫黄”的大幕,从南到北,XX夜总会被查禁,XX小姐被抓,XX公安被拉下马的新闻每天都见诸报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扫黄”却在民间掀起一场有关如何看待性工作者、性产业的大讨论。讨论最初发生在两极:一极说性服务违法且败坏道德(官方媒体),另一极说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强,东莞要挺住(网络舆论);而后,更多更富有层次的调查与讨论浮出水面。官媒和坊间争相谈论“性”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十七八岁的江西妹子青,圆润丰满但不肥胖,皮肤白皙柔软光滑,自然卷曲的黑发下垂,慵懒地盖住脖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告诉我男朋友不日从江西老家来小镇看她。青起身,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弯腰朝静静流淌的溪水打去。小石子在水面弹跳了四次,才沉到水底。隔一周在溪边,青依旧打水漂,脸色沉郁地看着它沉入水底。男朋友回去了,她给了他一笔钱,支持他做“生意”,剩下的钱,她寄回老家。江西革命老区一间普通的泥墙草顶屋子里,她的钱不够老老小小开销,却也足以维持着活下去。家里的梦想,是尽快起一栋楼房,给哥哥和弟弟娶媳妇,如果还有钱,给爷爷奶奶治病。

 

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我找青玩,撞见班主任尾随她进入饭店后的平房。老师和青不知道我远远跟着走到平房的窗前,又飞快地跑了。再到溪边,我对青说,表哥们不从女朋友那里拿钱,我还告诉她,客家人可以相互帮工一起建大房子,不需要很多钱

 

我的家乡是一个南方贫困县里相对繁华的小镇,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有规模不大的国营煤矿和水泥厂,以及一条国道穿过小镇通往象征发达世界的广东。国道意味着运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青是九十年代涌入小镇散聚于各种发廊、饭店成百上千的女人之一,生活在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常生活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当地生活时间长了,她们中不少人混迹于本地操持家务农活的客家女无从辨别。青姐姐们青阿姨们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不等,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江西,以及本县北部山区更加贫困的乡镇。邻里的闲话,除了谈她们家乡的穷,还有等着寄钱回家的家长、丈夫、男朋友,和牵肠挂肚的孩子。许多人誓言挣够钱了,还债了、添置嫁妆了、盖房了、父亲的病治好了、儿女毕业了……她们就不干这一行了。事实上她们一年年回来,或者去了更远的南方。有时候她们的家人来探亲,丈夫与她们过夜,然后带走一笔钱。钱很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数目。

 

家乡小镇只是整个九十年代“发廊”、“饭店”作为性工作场所遍地开花小镇的一个缩影。2008年前后对珠三角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显示,受访小姐们绝大多来自乡村和小城镇,她们中许多人初中辍学,家庭年收入非常低(低于3000人民币)。金融风暴导致2000万工人失业,更多的女工流入性产业,成为中国大陆600万性工作者中的一员[1]。放在今天的语境,青们是中国2.6亿农民工的一分子,她们来自荒芜凋敝的乡村或小镇,留在繁华现代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的经验可谓老掉牙,却不断重新上演。离开家乡对这些女人意味着用身体或劳动换取金钱,把自己从原有的不幸生活中购买出来。

 

再频繁见到青姐姐青阿姨们时,已经是2002年夏天在南方某市的女子收容教育中心。她们吸毒,从事性交易,进入收容教育中心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大多数再回到吸毒和性工作的生活常规。她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补偿罚款和进收容教育中心而损失的、欠下的金钱。

 

2003年见到青姐姐们,她们已经是更精明也更伤心欲绝渴望结婚的女子。和工厂里大量来自港澳台的工程师、销售、经理或老板一起,住在深圳工业区的各种新建商品楼中。湘妹子美玲非常喜欢给“先生”买苹果牌的衬衣和裤子:“有品位又不太贵!”我们一起坐车去虎门和中山逛街购物,她们张罗着公寓里的一切,家俱是否合意,灯光是否浪漫,衣服是否得体,“先生”们的胃是否满意,准备生几个宝宝,如何更好地与生意伙伴们社交。二奶村里最多的八卦,是谁的“老公”保证和台湾的大奶离婚,谁的“老公”回台湾后杳无音讯,谁的“老公”是书呆子绝对不会抛弃楼里这一位,谁今日哭泣断肠,而从跳楼老乡那里总结的教训是:不能对“老公”太好,一定要控制银行账户……

 

最近一次见到的,是美丽能干的虎姐姐。她常住南方,往返香港,在北京有一辆越野和一辆宝马,在中原某地经营矿业。每次开车去北京国际机场接机的男人,是中××委副主任。虎姐姐在随行的女朋友脸上亲一口,对我笑:仰慕者而已,不是情人,他帮我做生意,不要乱想。

 

女儿身

 

青姐姐们在家乡原有的不幸生活,是女儿身在城乡鸿沟前的当代悲剧。新近对珠三角小姐的研究发现,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小姐们进入性产业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一旦挣扎着逃离式地外出,她们几乎都不再选择返回家乡或原有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去。她们从性交易中获取更多的物质、性和情感资源,提高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他只要我做一个乖乖顺从的女儿。

爸爸,给你多少钱才会同意我嫁给他而不是他?

他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当老大,对妻子一点尊重也没有。

他留她在家中一成不变地担当贤妻良母的功能。

他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三十多岁了还只能依赖别人生活,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

 

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在中国并不是古老遥远的传说。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溺婴和瞒报女婴,是中国人口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女孩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被放在兄弟的需要之后。就学和就业没有平等的机遇,好不容易有一群“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女子,二十多岁就被教育部定义为“剩女”。无论“激进”抗议还是“理性”呼吁都已经17年,与强奸罪名相互抵触的、认可儿童性交易知情同意权的“嫖宿幼女罪”依旧未能从中国《刑法》360条里废除。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物质、劳务、精神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得不到认可,2011年司法部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不动产判给产权登记一方,根本不考虑广大农村妇女面临离婚时净身出户的普遍可能性。社会无有效机制保护亲密关系里受暴力伤害的一方,导致李彦在屡屡忍受家暴求助派出所、医生、妇联无门,在遭受再一次暴力威胁时激情举枪杀夫,2013被最高法院复核批准死刑。同年,父亲因不堪忍受儿子索债辱骂杀子分尸一案,被判入狱十年。

 

东莞扫黄新闻出台后,性自由和性交易权利成为公共关注的一大热点。关于产生小姐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性别的中国现状却未得到充分探讨。同为小姐,乡村中的女儿比城市中的女儿更不具资源和机会。但毫无例外地需要问一问,是怎样的性别歧视压迫经验、亲密关系中僵硬陈旧固化的性别角色,和如何有限的人生发展机遇,促使她们选择性交易作为人生上升的可能阶梯?身为女儿,不幸者沉默或死亡,或成为性工作者,获得相对的人生自由。但讨论性工作在中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仿佛是经济学里探讨自由市场时,光讨论研究问题而将此问题必须依附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条件忽略不计。性工作者们何时在健康、教育、家庭处境、身份地位、年龄、发展机遇、社会保障等等条件与其他工作者的差异缩小到不明显?

 

除了经济需求,都市梦、现代梦和期待更浪漫多元的亲密关系是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其他动因。获得独立启蒙的女子通过性工作获得的资源为自己的生活添色,并试图通过自身而非婚姻伴侣来保障未来的生活。表面看这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深层次里依旧是性别不平等通过城乡不平等扩大化的产物。身为小姐和外乡人,背负双重歧视的她们,对未来稳定的更好的生活的期待难以实现,往往卷入毒品、赌博、黑社会操控,陷入被利用剥削的感情关系里而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性道德律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相互攻击对方性乱,冀图通过性道德正确为自己执政增加合法性。中共上台以后,开展包括根除妓女等运动,从未放松对性道德的管制,从而确定新政权下民众需遵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压制欲望,瓦解自我,抹杀个体,提倡集体,一元关系,绝对服从。道德主体在规训中建立并进行自我改造,以符合官方提倡的道德律,避免受到惩罚。道德主体化需要通过完整的体系和机制运作来实现,其中包括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政府法律和宣传政策上对无直接受害对象的性活动(性工作、色情活动、群交等)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对非婚性关系进行道德谴责,更无措施保护非婚生育的儿童权益。中国现实状况是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扫黄只能扫扫市面上的黄,却根本不能触及官场上权钱色交易。女人成为官员、商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品,被包养的女子每月2万元生活费从何而来?《中国式情人》为官员的二奶们勾勒出肖像轮廓[2]。有朝一日官员们即使因“反腐”被审判,大多数官员在权色交易方面的罪行会被轻易放过,至多“作为生活作风有问题”提及。而1997年“嫖宿幼女罪”引入刑法并至今不能废除,一种广泛的猜测是立法者投权势者所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与处女幼女性交越多,越彰显其男性气质和权势之大。这是当代中国版的“体位相似”原则。免费索取、购买、交换和抛弃女人提供的性和情感服务,对男人是有利的,多多益善,彰显了男性的身份地位和权势,将会使男人的事业生活更加兴旺发达。

 

随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带来的自由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专政统治者使用更灵活的社会治理策略时,来自压制对象的抵制也日益增长,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言论审查的窗口期,提供了草根民众公共表达的可能性。央视播出谴责莞式服务的性产业偷拍视频,来自民间挺东莞的言论瞬间在社交媒体上汹涌澎湃,形成可以与官方价值相抗衡的“民间”话语空间。公众一则不满央视以媒体面目出现却丧失职业道德,二则不满政府操控媒体对民众进行性道德训诫进而侵犯公民隐秘的私人空间。三则公众对性商品化、性交易的事实认可已经大大超过从前。第五个原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性”在公共话语体系存有禁忌,关于它的讨论与事实真相关系甚少,更多的是一种浸透了权力关系的话语披露。从CCTV播放薛蛮子坦白“性乱”的认罪视频,到对“莞式服务”的指责,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当CCTV谈论性的时候,它究竟在谈论什么。央视报导引发的众怒,是公众情绪化、简单化、符号化表达反对CCTV一贯代表的官场文化和公权力腐败。包括普遍缺乏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语境下,公众对谁有性自由的羡慕妒忌恨,对谁享用性服务、谁从性产业获益以及谁从扫黄中受益等权力关系的想象和谴责。例如能够逃避司法惩罚,或勉强用“嫖宿幼女罪”规避“强奸儿童”罪行的,大多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中有权势者。但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关注,未必就普遍存在“东莞挺住”的考虑范围内。

 

性紧箍咒

 

人们多健忘,珠三角地区持续十多年的「禁摩令」以及随后蔓延各大中城市的禁摩运动已经淡出公众视野。此次东莞扫黄,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当局在禁摩运动中使用警察力量、宣传机器和群众动员等相同策略。2011年3月吴邦国宣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建立,但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的首要任务,依旧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和保障其权力正常运作,而非部门的职业化专业化操作。东莞出动6525名警察查封12个色情场所,一周内其他九个省份接连开展高强度突击扫黄,其中成都和哈尔滨出警量分别高达6000名及5000名。从正常国家的警察治理角度来看,未免太过荒谬。即使纵向对比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措施,此次扫黄运动中的粗暴、动用警力之多、短期内涉及地域范围之广,彰显了专政政府中央集权的调度能力,反之可以看作是政府有效治理社会能力的倒退。

 

扫黄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官方日程,因为本质上性商品化、性自由化是对专政统治的重大威胁。满足隐秘的性欲望而创建的相对自由的自我,加速一个社会的政治自由进程,挑战专政权威。性交易自由使得民众获得更多的身体和经济主导权,并伴随着对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要求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尽管男女在这种权利面前并不不对等。因而频繁整治色情产业是中央政府控制性道德和性文化从而确定公众行为规范的一个具体策略。

 

性摇钱树

 

地方政府却另有考虑。综合不同的数据源,保守估计性产业在中国达到每年5000亿产值的规模。地方政府除了能获取性产业(宾馆、餐饮、直接和间接色情服务以及性产品生产销售)对税务、消防、卫生等部门的税费贡献,每次扫黄运动中,还能从贿赂和罚款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拒绝放弃巨额的贿赂和罚款,是性产业合法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例如依据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每年有1.8万-2.8万女人由公安机关决定送到收容教育中心改造学习,生活费自理,收容期限从6个月到2年不等。这些被收容教育者的日常消耗、所从事的生产收益及为提早释放付出的贿赂,数量巨大却含糊。而管教和被收容者都清醒地知道,她们一旦获得自由,重操旧业也许是能有的最好选择。

 

地方官员在对性产业事实上的管理中,模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维稳为国家首要议程,并在使用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情况下,当局开始使用变通手法来治理社会,甚至将维护社会稳定进行商品化,以取得暂时的表面稳定。此政治语境下,扫黄运动生生不息,性产业越来越兴旺,以空间的转换和形式的创兴面貌出现。香港媒体忧虑性工作者大量涌入香港即是一例。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性工作当然是一种复杂的自由选择,如果它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性交易中自我如何客体化进而商品化的哲学议题,有待另起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探讨。目前人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时,大多还停留在承认性工作者作为人生而有之的普世人权的阶段。使得我不禁思考需不需要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将“不分是否从事性交易”这一身份特别提出加入“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中国政府会放松对性自由的控制吗?它是否愿意尊重具有知情同意的性行为,保护公民远离性侵犯、性压迫和性剥削?它是否能尽快将无受害者的性行为,如基于自愿的成人性交易、色情活动、群交,去罪化并免除道德谴责?它能否分级管理文化产品,以避免色情产品在青少年中过度泛滥,同时又不阻止成年人消费具有色情内容的文化产品?它能否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建立全面的防止性侵犯保护网?

 

不扫黄时实质上已经对性产业进行黑白通吃的管理,扫黄时“越扫越黄”黄色产业越来越发达的事实面前,中国政府是否考虑放弃扫黄带来的经济收益,一方面打压组织化卖淫、毒品交易和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控制,另一方面改变心态,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和安全保障?香港的一楼一凤加上性工作者自己成立的组织和协会,也许是中国大陆可以参考的过渡模式。

 

参考目录

Ding, Yu. “Negotiating Intimacies in an Eroticized Environment: Xiaojies and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3, no. 1 (2012).

Foucault, Michel.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1990.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2013): 1475-508.

Sigley, Gary. “Sex, Politics and the Policing of Virtu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 2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43-61: Routledge, 2006.

Xu, Jianhua. “Authoritarian Polic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Motorcycle Ba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013): 1-22.

Zeng, Jinya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Ai Xiaoming’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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