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主义纪录片·作者与观众

此文是我2013年为《电影作者》第四期写的一篇短文。因近期的一些经验,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翻出来与读者探讨。

《太石村》(艾晓明,2005)和《小鬼头上的女人》(杜斌,2013)[1]的播放经验里,我多次听到这样的反馈:为什么不把它剪辑成十分钟的片子呢?十分钟的片长足以将事件全过程或被迫害者的经历等信息传递。可不可以剪辑一个短版本?否则(西方)观众没有耐心看完片子。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网友突击探访刘霞的4分12秒的短片(胡佳,2012),我剪辑了无字幕的中文初始版本,人权机构对中文版加英文字幕时,结尾的敲门声与多只脚驻足于凌乱鞋子门口的片尾被剪掉,取代的是一段文字说明。对话被有选择地翻译,一些对话原声保留了却未提供字幕翻译。西班牙文、法文等多国字幕版本都基于英文版本(4分27秒)所做。刘霞情绪的戏剧性变化、探访者与看守的冲突、探访者和刘霞的应激反应过程都在翻译版本里被简化削弱了。长期软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精神影响,刘霞和探访者突破封锁见面的政治处境和可能的政治后果,都在外文版本里被弱化甚至忽略了。翻译版本里添加的文字字幕介绍了刘霞的身份及软禁背景,强化了她被软禁的事实[2]

这些都提醒我:为什么行动主义纪录片(activist documentary)不同于新闻短片(newsreel)?作者们为什么要做行动主义纪录片?

张真在《艺术,感动力,行动主义纪录片》(Art, Affect, Activist Documentary)[3]一文说:这里“行动主义者”(activist)并不全然等于“维权”,即有周密计划的社会方案或者组织化的行为,而更多指向出于同情心的互动关系和主动采取行动的立场,通过了解事实调动感动力来触发改变社会的愿望。而纪录片,固然有多种类型,但作为电影形式,毕竟还是通过影像画面和声音(原声、评论、音乐)来记录、再现现实,传递信息,感动观众,建立观众与电影主题、人物和事件的个人连接。

此文所探讨的行动主义纪录片,范围仅限于艾未未、艾晓明、何杨等导演创作的几乎是即时发布、通过网络公开传播的、冀图影响正在进行的突发社会事件的纪录片作品。吴文光等作者所作的时效性较弱的行动主义纪录片暂时未纳入探讨。

新闻短片对社会冲突的报道,经常使用的方法是预设观众对事件一无所知,评论员在流动的图像上加以解释。影像往往选取最为惨烈或悲壮的片段,往往指出最明显单一的肇事对象,而不给出充分的影像说明,来牵引观众情绪发展,促成对社会事件复杂成因更加深入的理解,建立与观众的个人联系。新闻职业的“客观”、“中立”要求报道平衡可能呈现的各方观点和法律上不造成争议的内容。新闻的言说,往往简化了它所报道的社会现实,是高度压缩的信息罐头,大量社会真实在短平快的新闻选择里被遗弃。新闻本质在于信息传递,在美学质量、创新呈现和刺激、挑恤、挑战社会方面是相对保守的。在实施新闻审查的中国,社会冲突在外国媒体为外国观众所做的新闻报道中,社会真实的过滤、损失和遗漏更加明显。

主人公从头到尾说话的影片(talking head)也能自成风格和极具感染力。但采用新闻短片的方法,将大量导演的评论性、解说性文字和语言加入影像以传递信息说服观众的影片,对与观众的互动假设降到最低,有时难免要问:电影形式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不干脆写文章?它假设观众无能力通过摄像机或他人的眼睛,对所看的景象产生互动和理解的能力。

这就不难理解行动主义纪录片作者为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纪录片,通过呈现“底层”(subaltern)的处境,来建立与观众的感情连接,进而达到激发观众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目的。行动主义纪录片的呈现方法,一种是政治的呈现(speaking for)——从政治的角度,纪录片作者为底层说话;另一种是美学的呈现(re-presentation)——在艺术和哲学中再现,让底层人自己说话[4]。葛兰西认为底层是在公众注视眼光之外的人群。斯皮瓦克则认为穷人弱势群体并非天然是底层,真正的底层在社会阶层流动中没有上升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斗争的途径。那些政治呈现作者认为,底层无力为自己说话,因此他们必须被呈现、被言说、被表达、被代表。导演与片中人物之间的权力本身不平衡,在影片拍摄制作过程中,导演们是否以施恩者或上帝的姿态出现,操控纪录片的呈现对象(底层)进而操控观众?这是纪录片伦理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斯皮瓦克尖锐地批判,能够为自己说话有稳定收入的政治呈现作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以代言底层为职业的“流散者”。事实上流散者们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利益而非底层的处境。新闻工作者谈论社会底层的不公时,已经首先是“流散者”的身份,是否能够突破局限达到美学呈现,在职业新闻报道的框架下难以实现。美学呈现作者认为,底层人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独特的,需要在艺术或者哲学中再现。斯皮瓦克最初所谈的“底层”是一个个案: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被指责未婚怀孕,于是她在月经来的时候上吊自杀。这个女孩用死亡言说自己的清白表达对压迫的反抗。行动纪录片语境里,美学呈现作者的使命在于,如何在影像中再现女孩自己的声音与反抗。赵亮的《上访》(2009年)、冯艳的《秉爱》(2007年)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种底层人说话美学呈现的极致。

行动主义纪录片所拍摄处理的底层人物,属于广义的“底层”——在公共领域被忽略或消声的相对弱势人群。在中国极权统治无法治无新闻自由的政治背景下,即使像艾未未那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面对警察非法拘禁事件时,他和四川地震灾区死去的五千多个孩子的家长一样,在公共媒体上被看不见,也成了某种“底层”,成了现有公安政法系统的受害者。他发起公民调查运动,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儿童的名单,他本人与志愿者遭遇种种阻碍及司法不公,催生了一系列与四川地震有关的纪录片作品。

行动主义纪录片的观众,首先是必然是在地观众。中国的语境下,首先是中国公众、中国政府和在中国的事件利益相关者,而非普遍的国际意义上的西方的观众。中国社会的改变及社会公正的实现固然需要国际精神道义支持,但抗争和改变的主体,还是中国人自身。时效性强的行动主义纪录片,难免在制作上留下粗糙的痕迹。由于在地观众对影像密码较为便利的解读,获取对事件的“真实”的理解,引起其对自身处境的思考,进而激发其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以及对他者处境的同理心而采取行动,参与社会改变。

曾金燕

2013年7月1日初稿,7月11日定稿,首发于《电影作者》第四期


[1] 《小鬼头上的女人》2013年5月1日发布播放的一小时版本,因时间和技术原因,为初剪版本。5月31日导演杜斌被捕,至今此片的剪辑尚未完成。

[2] 因此2013年秋冬,我在原片基础上重新剪辑了一个5分15秒的短片,还原刘霞的主体性,让刘霞自己的身体、情绪、摄影作品通过影片说话http://www.youtube.com/watch?v=V4kh3ArRAio

[3] Zhang, Z. (2012). Art, Affect, Activist Documentary. [艺术,感动力,和行动主义纪录片].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11).

[4] Spivak, G. C. (2007).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 Spivak Reade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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