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The Life Of An Agent)

《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The Life Of An Agent)

国家:匈牙利
类型:纪录片电影
导演:Gabor Zsigmond Papp
片长:55分钟
年份:2004年

1958-1988年之间,匈牙利内务部有一个特殊的秘密的电影工作室。该电影工作室前后共生产了300多部影片,长片、短片、示范片、教育片和剧情片。工作室工作人员全部是秘密警察,影片演员包括当时知名的艺术家和演艺界人士。影片制作目的是对秘密警察进行如何跟踪、监视、秘密入侵公寓、抄家、招募新成员和发展社会监视网络的教育,以达到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目的。一些顶级机密的影片只有公安大学的学生看过。监听录音在保留十天后被销毁,工作人员名单、演员名单和导演名单已经被销毁或佚失,遗弃的影片素材被发现并保存于位于布达佩斯的开放社会档案馆。

Papp花了两年的时间对这些电影档案进行研究,以理解秘密警察的思想、感情、生活、工作行为和参与演出者深藏的恐惧。之后导演对档案影片素材重新建构,并未新增任何素材的情况下,完成《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通过画面、音乐、旁白、素材原声和对话,讲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生活。

从片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到警察入侵危害社会主义国家嫌疑人(”国家的敌人”)家中搜集信息和安装窃听社会的工作方法。搜查范围全面覆盖,搜查内容细致精确,搜查手段隐秘谨慎。暖气片夹缝、抽水马桶水箱都被检查,面粉被长勺擦入检查;窃听设备被安置在挖空的面巾纸盒夹层、有一定厚度的书里、花瓶、花盆泥土中、电源开关或插座的外壳内。外国进口药物、一百美元的支票、外国报纸、无线接收器等一切表示叛国嫌疑的东西,一经发现必须马上汇报给内务部。

警方持有合法抄家手续时,情况产生变化。被抄家者的熟人成为警方的执行人之一——熟人敲门原则。进门出示证件后,第一件事是对嫌疑人进行搜身,同时搜查家中任何可疑物证。发现重大证据立即没收,当事人带回警局审问。对于搜身,示范影片给出明确的指导:“由民间女性志愿者来执行对女嫌疑人搜身检查。基本搜身报酬:工作时间内,10福林;工作时间外,15福林;进一步搜身报酬:工作室间内,5福林;工作时间外,8福林。搜身者对收取的报酬签字确认。”

电影本来就是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媒介,示范电影一再强调注意察言观色嫌疑人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及避免与嫌疑人对视,更有双重意义。合法抄家示范影片片尾,警察与充当助手敲门的熟人——女门房握手道谢告别,女门房轻松熟练转身回到工作间,似乎这是她的生活常态。

监视拍摄是秘密警察的日常工作。男女搭配的便衣组合在咖啡馆里并不显眼。女士提包的金属钮扣,实际是监控摄像头。男士手提包的拉链扣,也暗藏玄机。监视者须先行被监视者离开现场。警方还专门演示了内置于小巧手包的监视摄像机的”框架”,设计精巧,操作便利。定点专人监控特殊对象的实际操作更栩栩如生。其中一段演示里,镜头画面是嫌疑人的家中几个人吃饭的场景,两名警察低声在镜头后对话:
警察A:关了它,我们烂在这了。
警察B:幸好我从家里带了一个鸡蛋三明治。
警察A:他们才刚让我知道,KONIG(监控对象)今天办了一个生日会。而我们不得不要记下全过程,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没吃上一口。
警察B:公寓有什么变化?
警察A:以前只有一个陶器,现在有两个。
警察B:下次(他不在家)我们去检查检查。
警察A:上第二道大餐了;
他拥抱了一下那个女人,好像是他专门表演给我们看的;
我要吐了。
警察B:肮脏的叛国者。

送洗衣机到KONIG家的汽车车牌被检查,一名警察发现以前见过此车牌号,他们马上认为发现可疑情况,准备随时调动交通部门合作跟踪。

与线人交换情报可采取在咖啡馆、餐厅、电影院、私人公寓见面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在固定地点放置信息的不见面方式。勒索是吸纳线人的常用方法。被发现有可疑犯罪记录者,是最佳要挟对象。

在KADAR政权时期,大约两万人被吸入秘密警察系统。这个监控网络监控了约七万名可疑的”国家敌人”,如果被卷入监控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算上的话,一共约十万名监控对象处在这个网络中。

无论是原始影片素材,还是重新建构后的纪录片,影片的艺术水准并不低。当事人的衣着、神态、所处的环境、对话的细节再现了KADAR政权高压统治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从秘密警察的戒备措施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政权将”国家敌人”想象成无所不能的可怕怪物。为了杜绝”国家敌人”伤害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秘密警察们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建设广泛的监控网络,确保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万无一失。秘密警察电影工作室堆积的监控素材,影片素材和留有污渍的洗手池,既是秘密警察存在过的痕迹,又令人生出超现实的荒谬感。

这些原本被抛弃为废物的宝贵影视档案如今面临新的危机。匈牙利内务部打算重新声张对它们的版权,很可能不再对外开放。《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因版权问题也未广泛流传。这些影视素材曾经为剧情片《窃听风暴》(The Life of Others)导演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灵感启发。而它们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更是重大。通过具体的、形象的、来自秘密警察部门的、关于监视监控的操作和呈现,不知情的公众和假装不知情的与极权政府合作的当事人,会得到什么启发?

在维稳网络更大面积扩散的中国,表面上市场经济发展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和自由。而政治上,传统的监听监视跟踪入侵抄家等手段依旧被使用于学者、艺术家、维权人士、上访人群等国家敌人,访华外国人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内部成员。单位、居委会、邻居、同事、同学、亲友依旧是被警察当局使用的信息来源和可能的监视执行者。高科技发展与国富民弱的无审查维稳预算,更令政府更加隐密地将监视渗入互联网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肌理。即使身处相对自由的香港,由于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极权的恐惧,深知其无形控制手段的影响力,媒体自我审查和接受负责情报监控的国安警察的”喝茶、谈话”,竟成了默许的流行的现象。

如果说《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将镜头聚焦于政治警察和他们的工作对象。那《自由城的囚徒》(胡佳、曾金燕,2007年)是被非法软禁在家的囚犯将镜头对准了看守的便衣警察,是当代版本的“秘密警察的生活”。在被软禁者的DV影像日记里,我们看到警察吃饭、睡觉、锻炼、打牌、跟踪和对囚徒的拍摄。我们还看到被软禁者与窗外的绵羊、捕虫的蜘蛛、避雨的小鸟在镜头中无言地对话。被软禁者对看守时而愤怒时而怜悯,日久天长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关系。专制体制深知这种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联系给政权带来的害处,于是不定期地更换而看守以切断连接。

囚徒和警察,谁是老鼠谁是猫?专制极权下,镜头前的拍摄对象和掌握镜头的导演,因摄像机以外第三只眼睛的凝视-老大哥一直看着你,和注定要出现的观众人群,而呈现了更复杂的人物关系。”我与所有的他者”的关系横亘于”我与你”的关系中,于是真实的自我被隐藏,诉说的方式悄悄产生改变。看似我与你的低声细语,实质是我对老大哥的交代(《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或我对面目模糊的所有公众的倾诉和对老大哥的控诉(《自由城的囚徒》)。监视改变当事人的心理,摄像机更是改变了参与者与公众的关系。言说变得不重要,掌握密码的观众,从陈旧模糊的画面里寻找线索,解读影片中人物的行为举止。
曾金燕
2013年7月7日凌晨,此文写于莫斯科回香港的飞机上。此时斯诺登在莫斯科机场转机区等候越来越微小的政治避难的可能性,香港民间社会正如火如荼地准备一场占领中环要求双普选远离中国极权政府控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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