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的故事》节选

作者: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

……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则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首相以及罗特希尔德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似乎是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使我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像香烟这样极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柑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人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

“就在这极端严重的危急关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拯救了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我。这是七月底的一个昏黑阴沉的下雨天:我之所以这样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我被带去受审的时候,路过的走廊里,雨水正打在窗玻璃上。在审讯室的前厅里我得等半天,每次提审都得等,这也是他们的手段的一部分。突然叫你受审,半夜里冷不丁地把你从囚室里带走,先让你神经紧张起来,等你作好受审的思想准备,理智和意志全都振作起来准备进行抵抗了,他们又让你无谓地等着,等了又等,一等就是一小时、两小时、二小时。使你身体疲惫,心力衰竭。这一天是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他们让我等的时间特别长。我在前厅里足足站着等了两个小时;我之所以连这日期也记得这么清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在这个前厅里我站了两个小时——不言而喻,我是不许坐下的——直站得我腿脚僵直,而在这里恰好挂了一个日历,我没法向你解释,我当时如何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看到一些写的字,所以墙上‘七月二十七日’这短短的一行字,我是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我简直把它们一口吞下,刻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又等啊等啊,我的眼睛死盯着房门,看它什么时候终于会打开来,同时我又再三考虑。这些审判官这次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而我心里明白,他们问我的问题,将和我准备回答的问题完全不同。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因为这间屋子怎么说也和我住的那间屋子不一样,它比较宽敞,有两扇窗,不像我的房间只有一扇窗,而且没有床,没有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特别的裂缝,这个裂缝我仔细观看了不下千百万次。门上漆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另外一张小沙发,左边是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装着衣钩的衣架,衣钩上挂着三四件湿漉漉的军大衣,是那些折磨我的家伙们的大衣。这一来我有一点新鲜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可看了,我那如饥似渴的眼睛终于又可以看点别的东西了,它们贪婪地抓住每一个小地方。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大衣上的每一个皱褶,譬如说,我注意到有个水珠,挂在一件大衣的湿领子上。这话您听起来也许觉得非常可笑,可我以一种十分荒唐的激动心情等待着,看这颗水珠最后是否会顺着皱褶流下来,抑或抵抗住了万有引力,还在衣领上多呆一会儿——是啊,我一连几分钟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滴水珠,仿佛我的生命就靠它来决定。等到这滴水珠终于滚落下来以后,我又去数大衣上的钮扣,第一件上面是八粒,第二件也是八粒;第三件是十粒;接着,我又把几件大衣的翻领互相比较:我那饿得发慌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贪婪抚摸、玩弄、抓住所有这些可笑的、极不重要的琐碎细节。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样东西上面。我发现有一件大衣边上的口袋有点鼓鼓囊囊。我把身子挪近一点,从那鼓鼓囊囊的东西呈现的四四方方的形状看出,这个有点膨胀的口袋里藏的是什么:是一本书!我的双膝开始哆嗦起来:一本书!足足四个多月之久,我手里没有拿过一本书,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字,可以看到好多行,好多页,好多张,在一本书里可以读到我所不知道的新鲜的、使人分心解闷的思想,可以追随这些思想的发展,可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单单设想一下这么一本书,就已经使人为之陶醉,同时又使人浑身酥麻。我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那个小鼓包,这是那本书在口袋里构成的形状。我的眼睛望着这个极不显眼的地方,望得眼里都冒出火来了,仿佛它们想在大衣上烧个窟窿似的。最后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欲望;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挨得更近。哪怕能用手隔着呢料去摸一摸这本书也好,单单这个念头,就使我手指一直到指甲的神经都激动起来。我几乎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越来越挨近墙壁。幸亏看守没有注意我这肯定是非常古怪的举动;也许他也觉得,一个人直挺挺地站了两个小时之后,想往墙壁上靠一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最后,我离开大衣已经非常之近,我故意把两手放在背后,以便它们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摸到大衣。我摸了摸呢料子,透过呢料子,的确感觉到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这东西弯得动,而且轻微地发出窸窸窣窣声——这是一本书!一本书!我脑子里像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本书偷来!也许能偷到手,那你就可以把它藏在囚室里,慢慢地读啊读啊,终于又能读到书了!这个念头刚进入我的头脑,便像烈性毒药似的立即发生作用:一下子,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的双手冰凉,都不听使唤了。但是在最初的一阵晕眩过去之后,我就悄悄地、巧妙地更加挨近那件大衣。我一面两眼注视着看守,一面用藏在背后的双手把那本书从下往上托,越托越高。然后,伸手一抓,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外一抽,突然那本篇幅不是很大的小书便到了我的手里。这时候我才被我自己干的事情吓了一跳。然而我已经没有退路。可是把这书往哪儿搁呢?我把这本书在我背后塞到裤子里系腰带的地方,然后从那儿渐渐地移到腰部,这样我在走路的时候,用军人的姿态把手贴着裤缝,也就可以把书夹住。现在得看看第一次考验能否通过。我把身子从衣架那儿挪开,一步、两步、三步。行,挺顺利。我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把书夹住,只要我把手夹紧腰带就行了。

  “接着就是审讯。这次审讯要求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付出更大的精力,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全部力量,其实并没有集中在我的口供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夹住这本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这件事情上。幸亏这次审讯的时间比较短,我顺顺当当地把书带到了我的房间——我不想说全部细节,免得耽搁您时间太长,因为有一次危险极了,我们刚走到走廊的当中,这本书从裤腰上滑了下来,我只好假装犹烈咳嗽,这样我就弯下腰去,把书又平平安安地塞回到腰带底下。当我带着这本书回到我的地狱,终于独自一人,可是又再也不是孤零零地独自一人的时候,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瞬啊!

  “您现在大概猜想,我一定马上抓起书来,仔细观看,读了起来。完全不是这样!我首先得充分品味一下身边有了一本书的快乐,我故意延长这种使我的神经奇妙地兴奋起来的喜悦,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本偷来的书最好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最要紧的是印得密密麻麻,排得很挤,有很多很多字,有很多很多薄薄的书页,以便我能多读一些时间。然后我希望,这是一本使我精神上能够紧张起来的著作,不是浅薄的、轻松的作品,而是可以学习可以背诵的东西,譬如诗歌,最好是——这是何等大胆狂妄的梦想啊!——歌德或者荷马的作品。可是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平躺在床上,这样,要是万一看守突然把门打开,他也不会看出破绽,——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书从我的腰带底下抽了出来。

  “我往书上看了第一眼就大失所望,甚至使我恼怒已极。我冒了那么巨大的危险偷来的这本书,我怀着那么热切的期待留到现在才打开的这本书。不是别的,竟是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家棋局的集锦。要不是我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而且还加上了铁栅栏。我一怒之下,一定把这书从打开的窗户里扔了出去,因为你叫我拿这无聊的玩意干什么?我拿它有什么用?我少年时代上中学的时候也像大多数别的学生一样,有时候由于无聊也下棋。可是这本讲象棋理论的玩意我拿它怎么办?下象棋总不能没有对手,更不能没有棋子和棋盘。我十分恼火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心想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可读的东西,一篇序言啊,阅读指导啊;可是除了画得方方正正的著名棋局的简图之外,我什么也没找到。简图下面是些一上来叫我莫名其妙的符号。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种我找不到解答方法的代数题。后来渐渐地我才弄明白,a、b、c这些字母代表的是竖行,从1到8的数目字代表的是横线,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每一个棋子当时的位置。这样一来,这种纯粹图解式的简图反而也变成了一种语言。我心里思忖,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囚室里设计出一张棋盘,然后试着,照棋谱把这些棋局下一遍。好像是上天的恩赐,我的床单碰巧是大方格的。要是好好地叠一叠,最后可以弄出六十四个方格来。于是我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把书上的第一页撕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面包瓤来捏王啊、后啊以及其他等等棋子,不言而喻,模样是十分可笑,极不完美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我总算可以在方格的床单上按照棋谱上标明的位置把棋子重新摆起来。我用灰土把一半棋子弄得颜色深一些,以示和另一半棋于有所区别。可是,当我第一次试图把整个一盘棋按照棋谱下一遍时,我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下着下着就乱套了。我不得不五次、十次、二十次地一再把同一盘棋从头下起。可是世界上有谁像我这个虚无的奴隶这样拥有那么多未加利用同时又毫无用处的时间呢?谁又拥有那么多难以估量的贪欲和耐心呢?六天之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差地下完了。再过八天,我甚至连床单上都不用摆棋子,就能把棋谱上标的这盘棋的棋子的位置想像出来。再过八天我连床单都用不着了;书上原来的那些抽象的符号在我脑子里自动地转化成形象的具体位置。这种转化的过程完全成功了:我把棋盘连同棋子都反射到我的脑子里,单凭符号也能把整个棋局的变化再现在眼前,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只要看一眼总谱,就足以使他听见各个声部的声音以及它们的和声。又过了两个礼拜,我可以毫不费劲地背出书上的每一盘棋——或者像棋手的行话说的那样:杀盲棋。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这大胆的偷窃行为给我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幸福。因为我一下子有活儿可干了——您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活儿,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活儿,它把我身边的一片虚无消灭干净。我有了这一百五十盘棋的棋谱,就像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去抵御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空间和时间的一成不变。为了使这新鲜的活动始终不衰地保持着它的魅力,我从此把每天的时间仔细划分一下:早上下两盘,下午下两盘,晚上再很快地复习一遍。在这之前,我每天过的日子像胶皮冻一样乱七八糟,粘粘糊糊,成天在鬼混。这一来,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我成天忙碌,但并不感到疲劳。因为下象棋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优点:把全部脑力集中在一个局限得很狭窄的活动范围内,即使拼命用脑思索,也不会使人脑子萎缩,相反,只会使脑子更加灵活,更有活力。起先只不过是机械地模仿名家的棋局,渐渐地我开始对棋艺产生了一种艺术的、愉快的理解。我学会了进攻和防御的微妙之处,学会了其中的计谋和绝招。我领会了在几着棋之前预见棋势发展、早作安排、突然发起反攻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就准确无误地认出每一个象棋大师下棋时的个人特点,就像读诗人的诗,只消读几行就能断定作者是谁一样。开头的时候,下棋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变成一种享受,阿廖辛、拉斯克、波哥留勃夫、塔尔塔柯威尔,这些伟大的棋艺战略家们,都像亲爱的朋友一样,走进我孤独的小天地里。有了这无穷无尽的调剂,我沉寂的囚室每天都变得生气盎然。恰好因为我练习下棋,极有规律,使我原来已经受到剧烈震动的思维能力,又重新恢复正常。我觉得我的脑子又重新振奋起来,通过经常不断的思维训练甚至比以前更灵活,更机敏。尤其在审讯的时候,证明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更加集中;我无意之中在棋盘上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奸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从这时起,我在受审的时候再也不露任何破绽,我甚至觉得,这些盖世太保渐渐开始带着某种敬意来观察我。说不定他们暗自觉得奇怪:那么多人在他们面前都一一垮了下去,而我是从什么秘密的源泉里汲取力量,来进行这样百折不挠的抵抗的?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突然又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再也不使人感到出其不意,它们先前如此使人兴奋、如此使人激动的力量枯竭了。这些棋局我每一步都早就背出来了,再一个劲地把它们下个没完,又有什么意思?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棋,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为了使我自己有事可做,为了给我找来那早已变得不可缺少的忙碌和调剂,我实在需要另外一本印着别的棋局的书。可是既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我只有一条路走出这奇怪的迷津;我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棋局以代替旧的棋局。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

  “我不知道,对于进行这种‘游戏中的游戏’①的精神状况,您是否曾经设想过。但是只要粗粗一想就足以明白,下棋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毫无偶然的因素在内。因此,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势必是件绝顶荒谬的事情。象棋的吸引人之处,归根结底不就在于棋局的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子里按照不同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吗。在这场智斗的过程中,黑方根本不知道白方将有什么军事动作,而是一刻不停地设法去猜测并且破坏白方的作战意图,而与此同时,白方也力图抢先一步,对黑方的秘密意图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现在黑方和白方同是一个人,那么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那就是说,同一个脑子同时既要知道这件事,又要不知道这件事。这个脑子作为白方在起作用的时候,要能够奉命完全忘记它在一分钟之前作为黑方所想达到的目的和所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那就要求人的脑子像一部机械仪表一样,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或者关上。所以说,想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就像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不近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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