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

作者: 寇延丁

ISBN: 9787544322737
定价: 28.0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装帧: 其他
出版年: 2007

今天突然看到寇延丁老师写NGO人《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一书的信息,虽然它的出版年限是2007。(出于安全考虑,就不给原始链接了。)其中有一节写的是我——2007年以前的我。我看了一遍,觉得惭愧,是不是一些小事经过文字记录就有了被美化的感觉?而且小的时候也还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啊。文中的曾金燕只是一个名字,里面提及她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许多人一起努力完成的。没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就没有那些已经完成的工作,至于是曾金燕、李金燕、王金燕,都不重要。有许多比我优秀的志愿者,依旧在默默无闻地工作。

眼观当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生活比舞台还更戏剧化。当年认识胡佳时,他只是一个经常下乡的青年志愿者,我也是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如今他在狱中,我的敏感身份使得无论我去哪里都引来莫名其妙的麻烦。

很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但是回不去了。

它容不得你做一个诚实人。

不过再恶的制度,也阻止不了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善事。

我对自己说:保持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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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为每一条鱼全力以赴 

曾经希望这本书的主人公是“NGO里的全职工作人员”,但曾金燕申明自己只是“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她在一家公司上班,生活收入也来源于此,虽然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她在“爱源”所做的一切,都是不领取工资的志愿服务。

为搞清“志愿者”的定义查了一些资料,觉得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的提法与我的理解接近:任何人士,不分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种族、宗教及政治背景,只要肯志愿发挥自己的时间承担责任,肯拿出勇气面对困难和挫折,不为酬劳为改进社会而服务,均可加入志愿者行列。

全职之外,志愿者因参与志愿服务程度不同也有不同类型,分别是:

边际志愿者——有参与公益活动的愿望但是没有投入实际行动的人;

潜在志愿者——有志愿服务愿望但无实际行动,稍加鼓励或者给予机会便能转化为普通志愿者;

普通志愿者——曾经或正在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人,但是积极性一般;

优秀志愿者——坚持不懈地从事某项志愿服务,为之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或金钱,遇到挫折时想方设法解决并坚持志愿服务;

核心志愿者——又叫志愿者领袖,无偿地以全职或兼职身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更多地以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协调人或推动者的角色出现,在志愿活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同时在深入地探索公益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长期从事志愿活动对周围人群形成一定的影响,拥有一批能随时动员的志愿者资源;

曾金燕应该是“核心志愿者”或称“志愿者领袖”,以其意志之坚定、理念之明晰、行动能力之强、影响之广,提到她的时候,我更倾向于后一种称谓。

在路口亮一盏灯

曾金燕1983年10月出生在福建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虽然只有23岁,从事志愿服务却已经十多年了。1995年她升入初中,作为班长,常带着班里的同学一起步行一个小时去一家敬老院,每人都认了一位爷爷或奶奶,陪老人们散步、聊天、晒太阳或者帮忙打扫卫生。他们还都是些孩子,不可能真正做太多事情,但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寂寞的老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周末,盼望孩子们到来。对于老人的兴奋,曾金燕一开始有些不解:“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盼望一个非亲非故的小孩。长大后才知道,对于生活在孤独无助中的人来说,外来任何一丁点的帮助与探望都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自己一点善意的举动,就能给别人带来这样的快乐,是很有成就感的,激励着他们坚持下来,将周末去敬老院变成了班级的传统。

曾金燕第一次进入这家敬老院的时候只有5岁,堂姑姑在这里工作将她一起带了来。老人们无事可做,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待吃饭,小金燕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包括到了晚上,年幼的她因为不习惯离开父母哭闹,老人们不是责怪她打乱了这里的宁静,而是都聚过来,探问孩子怎么了,看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这成了金燕来这里做志愿服务的潜在的原因。

曾金燕人生中与人为善的教育最早来自父亲。她的父亲曾经是班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成份不好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虽历经坎坷,但从不怨天尤人。很小的时候她家的房子在公路边上,乡间没有路灯,父亲就从自己家里牵出了电线,在屋外挂了一个灯泡,整夜亮着,虽然花掉家里不少电费,但父亲总说,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多,黑灯瞎火的,怕有人摔倒。

他们搬家后房子卖给了别人,金燕曾经回去过,看到屋外靠近公路的一侧空地种了很多菜,问到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不种点东西,回答是:我知道那片地土质很好,很适合种东西,可是那样的话路就变窄了,来来往往的人就会不方便。

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所做的一切,就像那盏彻夜不灭的灯一样,潜移默化之中给了金燕许多影响。

高中毕业后曾金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离开家乡到北京求学,刚进大学没几天,就加入了“北京市高校红十字会中国人民大学分会”并成为健康部负责人,从事志愿服务,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放寒假时她又回到敬老院看望爷爷奶奶,老人拉着金燕的手,询问她的情况,讲她小时候的故事,甚至连她十几年前为什么哭都记得。离家半年了,自己什么也没有为老人们做,但他们还是这样惦念着她,关心着她,金燕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幸福。原来,在路口亮一盏灯,不单是爱与善意的付出,所有的善举都是双向的,不仅照亮了别人,同时也温暖着自己。

因为我的痛,更懂得你的痛

曾金燕之所以会对志愿服务有这样的投入,如此倾心助人,也许还“得益”于从小与病痛为伴的经历。

曾金燕的身体多灾多病,小时候不知道心肌炎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只是记得稍微累一点,心就会跳到喉咙里。只记得自己好无助:“我很清楚需要帮助是什么感觉,多么需要有人在我旁边,关心我、爱护我。”

后来有一段时间,莫名地全身酸痛,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关节都在痛,根本就无法坚持上课。到了医院,一遍遍做全身检查却查不出病因,只好含混地说她是“生长痛”。升入高中又苦于痛经,常常会被痛晕过去的那种痛,有时候正在食堂吃饭,有时正在教室考试,一下就晕倒在地。提到那段经历,长于写作的金燕居然用到了一个词:“奇妙”,我相信她一定不是误用。

病痛成了金燕成长的伙伴和催化剂,小小年纪就勘破了生死,也许因为一直在“死”的阴影笼罩之下活着,她不知道自己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她所要做的,只是珍惜当下。

在大学里,曾金燕参与红十字会和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活动,涉及生殖健康、性爱、同性恋和“艾滋病”。

入学不久,曾金燕接触到生命中的第一批艾滋病患者,一群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河南农民。他们把这位刚上大一的小女孩当作“救星”、“救命草”,向这位少不经事的小姑娘讲述压抑心头的积怨与绝望。他们是那么需要人帮助,这让曾金燕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她要尽可能地为这个群体多做点什么,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入到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上。

了解越多,越是触目惊心,尽管艾滋病早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尽管安南曾经警告中国某些政府官员:“如果你们再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非洲!”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污名化以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压制误导,在当时,“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少数前辈艰难地做着破冰的工作,甚至要冒生命危险。

大二寒假,曾金燕决定去河南,她要亲身去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村,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曾金燕鼓动了两位钟情话剧创作的师兄同行,期望能够以此将有关艾滋病现状的报道和精彩的话剧演出带进校园。行前,她联系了在志愿服务时认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安排好调查地点和行程,作为准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带领两位师兄到佑安医院附近患者租用的平房里,接触三十多名艾滋病人进行“心理预热”。

他们在一名染病的村民志愿者带领下偷偷摸摸潜进村庄,“在一种恐怖的颤抖的气氛中,村民们把我们这些大学生当成了救命稻草。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卧病在床的青壮年劳动力,失学的孩子,人畜共处的空间,家徒四壁的房子,流泪的老人。家家不幸,却又如此相似。进入李大叔(化名)家,刚举起照相机,师兄眼泪流了下来。家里连口锅都没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瓦罐放在长凳上,春天还没来,屯粮已经见底了,为治病粮食早就卖了。我们把北京好心人捐赠的两件衣服给李大叔的两个孩子,大叔拉着孩子扑地跪在我们眼前,我们傻了,赶紧拉大叔和孩子起来。我们微薄的力量,能帮什么忙呢?又怎么面对处于贫困和绝望中的大叔和孩子们的跪礼呢!”

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坐视不管无异为虎作伥。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那也有我一份罪恶的力量。因为我曾经沉默过,沉默就是默许,这些罪恶里肯定有我一份‘功劳’。必须行动起来,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曾金燕联合其他志愿者在北京高校宣传、演讲,并把自己在艾滋村里拍的照片进行展览。在一次展出中,一些戴着口罩的[zjy1]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冲上来:“赶紧辙掉!我们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老是揭我们的短?这些照片让我们如何在同学间抬得起头、如何到社会上找工作?!”

曾金燕终于忍不住了,当众大放悲声。能够办这样的展出已经极其困难,她哭,不是因为难,而是可悲:这就是中国具有最高文化水准的年轻一代!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只顾及自己的形象和面子,但没有想过自己的父老乡亲正在死。擦一把眼泪,曾金燕站稳了瘦弱的身体:河南的问题不是河南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条鱼在乎”

尽管自己在不满2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大量感染者并多次深入艾滋村,曾金燕却不赞成年轻人过早地深入艾滋病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当一颗过于柔软的心发觉自己面对巨大的痛苦无力拯救时,那种感觉是毁灭性的。

从河南回来之后,两位才子师兄都沉默了,他们告诉金燕,因为太过震惊,没有办法创作出任何有关话剧。虽然曾金燕用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姿态投入工作,但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她吃不下东西,厌食之外还失眠,终于入睡噩梦不断,这是曾金燕的文字中对自己梦境的描述:“阴冷的雾气渐渐从一望无垠的麦田里升起,我看不清了,下意识地朝前走。突然有柔软的东西缠住我的脚,我低头一看,田间坟头慢慢长出一只只手,有些托着瓦罐,没有托瓦罐的手拼命地伸向我,抓住我。一只手掌中间长出一双眼睛,鼻子,嘴,是李大叔!他流着泪仰视着:‘姑娘啊,救我……’流泪的眼睛越来越近,贴着我的身体往上长……”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瘦到了八十几斤,甚至总有切腕自杀的想法挥之不去。

抑郁状态持续了半年,那种群体性的悲剧,群体性的死亡和绝望,村庄里压抑和绝望的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不论我们付出怎么样的努力都无力回天。金燕明白,自己不是被苦难,而是被绝望压垮了。

幸运的是,曾金燕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给了她尽可能的关怀和指导,得以通过倾诉和沟通得到安慰与疏导。终于,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她盘腿坐在床上翻书,重遇了一则曾经读到过的小故事。退潮后,沙滩上留下了无数条小鱼面临必死的命运。一个孩子将鱼一条一条扔回海里,远处的大人嘲笑他:无数条鱼被冲上岸,你这样一条一条地拣,有谁在乎呢?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但那个孩子依然认真地一边把鱼扔回海里一边说: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

这则故事点化了曾金燕:“‘这条鱼在乎,这条在乎,这条……’我热泪盈眶。我像一个傻瓜,忽视了艾滋病工作者和热心的前辈对我悉心的指导,一味逃避承认艾滋病真实现状,甚至怀疑自己生存和工作的意义。忽视了下跪大叔和孩子绝望中的期望,忽视了照顾母亲失学孩子绝望中的期望,沉浸于软弱的痛苦和幻想!是啊,无论扔多少条小鱼儿,被扔回大海的小鱼儿在乎!我终于承认,自己再也回不到天真烂漫的学生生活了。这次经历,让我从一个充满激情的学生志愿者,向被责任和激情共同驱使的成熟志愿者转变。”

她从抑郁症中挣脱出来,根本不想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大趋势有什么作用,能做点什么就静下心来全力去做。2003年10月担任“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承担了第一届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的大量具体工作。出于天性中对人本身的关注,在实施这个项目的时候她格外注重参与其中的个体,为每一位都量身定做活动内容,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他们得到更多资源,有利于此后的发展。一直关注身边“怪病”的河南上蔡农民程向阳是乡村访问学者项目第一人,后来成为多个艾滋病组织在基层开展工作不可缺少的干将。

一有闲暇,她总会独自或者组织其他志愿者一起下乡,住最便宜的旅馆,蹬着20元租来的三轮车,挨家挨户看望艾滋病人,为他们送去募捐到的钱物;并且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经济状态、医疗状态、受教育等做出详实的调查报告,以便向基金会、爱心组织、个人筹来更多善款。2004年1月,曾金燕开始策划成立年轻人的艾滋病组织,专注艾滋孤儿和大众健康教育,尝试做艾滋病临终关怀,当死亡不可抗拒地降临,至少可以帮助那些感染者死得更有尊严一点。

在对染病的成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资助和关爱?曾金燕在探索中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做艾滋病家庭的关怀、救助,同时进行普通公民的志愿精神的教育,志愿能力的建设。

2004年4月30日,她向工商局申请注册了“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2004年5月,和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创办了“笔友俱乐部”,为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提供心灵支持和经济支持。“爱源”创办志愿者网站:www.aids-care.org,搭建一个沟通志愿者与艾滋病家庭的桥梁,在面向艾滋病领域志愿者的免费公益读物《爱援》的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是沧海一点水,我们知道拯救不了所有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们,但我们可以给一个孩子的未来点燃希望:我们可以资助一点钱,让孩子去读书,给孩子写一封信,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爱援》寄希望于孩子;另一方面,《爱援》寄希望于中国城镇新兴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在这个新兴阶层中普及公民意识,推广志愿服务意识,帮助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弥合当前社会撕裂,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感。”

助人自助 共享快乐

我曾有意问过许多人,提到“志愿者”、“志愿精神”,提到“非赢利组织”与“民间机构承担的社会责任”会做何联想,很多人提到“雷锋精神”,联想到许多颇具崇高意味的词如“舍小家顾大家”、“舍己为人”、“无私奉献”、“蜡烛精神”,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高到让我心生惧意了。

虽然从小所做的事情就被人夸赞成“学雷锋做好事”,但曾金燕一直这么说:“如果说雷锋精神就意味着无私奉献,必须舍小家才能顾大家,只有燃烧自己才能照亮别人的话,那么我反对这样的‘雷锋精神’。”

在工作中,她经常和志愿者、准志愿者谈论志愿服务。谈到志愿精神,曾金燕喜欢借用“美新路公益基金”的话语,认为志愿精神的精髓就是“喜乐奉献”:快乐地帮助他人:喜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人不需回报;长期为他人提供帮助,不管受挫或者遇到变化,始终帮助他人;将帮助他人视为自我提高和完善的学习机会,助人以自助。

“爱己及人”是喜乐奉献的核心,喜乐的奉献是爱自己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单是付出,同时也是得到,帮助他人也是提高自己,助人即是自助。

曾金燕负责志愿者招募工作,在与几百名应征者交谈的过程中,都要问他们为什么报名参加艾滋病工作志愿服务。有人觉得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很可怜希望解救他们,有的因为自己生活幸福而他们生活悲惨觉得惭愧,也有觉得自己应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还有的是想这样做并且做着觉得很开心。外在的因素可能很多,最根本的却是自身内心为了达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平和与幸福感。她所做的志愿者考核工作的本质,不是拒绝“不合格者”,而是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内心,甄别自己的需求和能力:我适合从事此项志愿服务吗?我内心渴望的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志愿服务类型?我想从志愿服务中期望回报吗?我能经受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吗?我是渴望从事打字的服务、帮助孩子的服务、宣传教育的服务还是到最艰苦的环境去服务?认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才能使志愿服务产生更好的效果。

曾金燕提出“配对助养”和“笔友俱乐部”的概念,形式是一名志愿者配对一名艾滋病家庭的儿童,给孩子写信、邮寄学习用品和书籍、冬天给孩子邮寄保暖衣服,有条件的志愿者还不定期到乡村访问助养的孩子,有经济能力的志愿者为孩子每月提供50-150元不等的经济支持(无经济能力的志愿者所配对的孩子由“爱源”提供经济支持)。志愿者以同伴和家庭成员的身份,关怀帮助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心灵、身体各方面健康成长,帮助儿童坚持在校学习,预防并处理儿童权利侵犯事件。

想成为“笔友俱乐部”的志愿者,提供资金的支持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承诺长期的爱与关注,五年、十年甚至一生,关注一个孩子的成长和人生,给他写信,与他成为朋友。

项目实施一年多,当地志愿者走访了这些孩子之后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学生朋友,孩子们有了希望,有了目标和向往。尽管遭受不幸,却能比其他一样命运的孩子更快地走出阴影,健康快乐地生活。”这,也正是“笔友俱乐部”项目的初衷。

在做志愿者培训的时候,曾金燕反复地说:“你不需要放弃你的生命,也不需要放弃你的财产和家庭,你完全可以在善待这三者的前提之下再来做志愿服务。我们不是在舍己为人,只是把自己生活中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财力、一点点的精力贡献出来,给身边需要的人,而且你不仅仅是付出,同时也在得到。” 作为“爱源”的志愿者,大家贡献自己人生中富余的东西,同时能够从别人那里取得,获得让人生更丰富的精神的需求,更爱自己、更爱生活。有的孩子把志愿者写来的信当成宝贝,装在铁盒子里藏在枕头底下;有的孩子给她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个玩具娃娃取了志愿者笔友的名字,想她的时候就和娃娃说话。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啊。志愿者聚会时谈到自己的收获: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爱一个孩子,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被尊重和爱惜。

志愿服务应有平常心

从事志愿服务一定要有平常心,许多人最初会有一种救世情怀,曾金燕说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一篇题为《自度度人》的文章里这样分析:“我们自幼被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教化: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做了‘好事’被嘉奖,做了‘坏事’被惩罚;出于崇高的利他动机做事,我们会更加地被褒奖、支持,出于微不足道的利己动机的行为,常常被不屑一顾、被批评、被限制。我们渐渐迷失了自己,为了获得更多的嘉奖和支持,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常常用崇高的利他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就像志愿服务,用‘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解脱困境’的理由,在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眼中,行动变得非常崇高,值得表扬和支持。再真实地看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平和与幸福从事志愿服务,难道就不那么值得支持和赞同了吗?”

这种平常心还存在于志愿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帮助一个孩子不要对他抱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值,期待他一定要出类拔萃。不管他将来是一个工人还是科学家、还是农民在家种田,我们对待他的态度都应该是一样的,重要的是通过自己跟他的交往让他看到了生命里有一种爱,感觉到了一种很遥远的人对他的关心,或许不是全班第一,但他好学了、勤奋了、快乐了,或许不会成为社会上重要的人,但他会更爱生活,就足够了。具体到通信的细节上,也不必觉得自己写一封信一定会收到一封充满了美好信息的信。有人一个月没有收到信很着急,曾金燕则会说,有人快热、有人慢热,有些人根本就不来电,可能这个孩子不习惯写信,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特别的事情就没有写,还可能是邮路出了问题。她建议志愿者不必等孩子回信,也可以多写封信问问他,甚至也可以告诉他自己的担心,没有收到你的信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很挂念。

“爱源”还面向志愿者提供许多辅导和支持,让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成为自己提高和成长的过程。许多志愿者都是年轻人,不曾有为人父母的经历,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自己还是“孩子”,在与小笔友沟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孩子在情感上过分依赖怎么办?提出物质要求怎么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怎么办?通过“爱源”的网络,志愿者可以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拿出来一起讨论,通过沟通、交流和督导,慢慢形成了一种“平常态”,对孩子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学会对孩子说“不”,并在说“不”的同时让他明白自己对他的关爱不变。

在沟通与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志愿者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会让他们“毕业”,可以自己独立工作。当然也有一些成熟的志愿者仍然愿意通过“爱源”开展工作,因为他们不愿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谁,更不愿让别人知道,带来成为“模范”或者“先进”一类的麻烦,“爱源”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孩子和志愿者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由于曾金燕的付出和贡献,提到“爱源”,人们总会与她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说“爱源”的理念就是曾金燕的理念,她则说“爱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是我们大家的,但又不是我们大家的。为什么?“爱源”只是一个平台,你有什么社会理想,我们帮助你到这里来实现,而不是说我们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想要找到你来做。

一位年轻人有了艾滋村的小笔友,往往会带动他(或她)的室友、读研的同学、朋友、甚至中学时代的同学的朋友加入其中。这个“爱的圈子”的延伸就像爱本身一样是没有边界的。在金燕与其他志愿者的努力下,“爱源”迅速发展,目前被资助的孤儿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多位,有二百余位志愿者,但“爱源”的机构却很小,除了曾金燕堪比全职的“业余志愿服务”之外,目前只有一位全职工作人员。谈到对“爱源”的期望,她说:“不管我以后在不在这里,对这个组织有多大的影响力,我希望它能是一个真正的草根。NGO就是要小,规模一大,你必须要管理,要制度化、程序化、职业化,与真正的草根就有区别了,‘爱源’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草根组织。”

对于从事与艾滋病有关的工作遇到的困难,人们可想而知,特别是当曾金燕承受这一切的时候,让人尤其百感交集。原本多病的她又经历了一次被报病危的急性脑膜炎,面对她的时候,面对这个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和压力的女孩,我忍不住痛惜她巨大的工作量,以及她的瘦,甚至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里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但她却一再对我说自己很好、很快乐:“困难随时都有的,忙啊累啊也随时都有,人生中的苦很多,不受这种苦就要受那种苦,不如看开一点,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我现在很好,真的很好,就连每次下乡都很高兴,看到院子里开着的花,看到栏里正在长大的猪,更高兴的是看到孩子的笑脸。我实在是太喜欢孩子了!每个小孩子都是天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自己心里要亲近他们、帮助他们的渴望。做这件事情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样,平常、不可少、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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