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smonitor.com/2007/1204/p09s01-coop.html Why China Cracked Down on My Nonprofit
今年7月，《中国发展简报》被查封了。当事人沉默过一段时间，争取挽回的余地。结果很失望。后来，曾经在中国持续生活了12年，持有多次进入中国签证的Nick Young被中共拒绝入境。《中国发展简报》被关的经过具体是怎样的，其负责人Nick Young这一次叙述得很详细。
我想，Nick Young的这次述说会彻底打破一些西方友人对中共存在的幻想。他在文中“非友即敌”的说法对我触动很大。不仅对外国人，尤其对中国的公民，赞同政府观点的，为友；如有不同意见的，为敌为叛国贼。这种逻辑，在具体应对方案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伤害了真正关心中国者，更是伤害了中国自己。政府说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必定要包容，各种生态兼并存在，社会多元发展。可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努力地铲除一切“毒草”，只留自己的意识形态“一枝独秀”，并冠名为“和谐社会”。
Jinyan Zeng 曾金燕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集体智慧的法人实体，唯独缺了认识自己执政根基的智慧：人民并不苛求执政党一贯正确，直面自身错误和问题的宽容与坦荡才能赢得尊重
与支持。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倒不是症结所在，鲜明地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值得敬佩的；反过来没了意识形态只能变成为执政而执政，挥霍手中的执政资源也就不足
为奇了，对政党来说倒是极其危险的。这个道理对于中共异议人士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当中有的我很敬重，有的很鄙视的原因。我想不管对谁，公道自在人心吧。
关注你的博客挺长时间了，真诚地希望你们得到政府更公正的待遇，日子能过得更好，不受外界干扰
“异议人士”这个名词很搞笑，政府想全国绝对“和谐”，甚至想控制所有的人的思想和信仰，哈哈，那么与“和谐”相对应的“异议”也就产生了！
很久的古代，就“百家争鸣”，不同人对社会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讥评时弊，不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倒退还是进步？！
规定海外留学生入境必须验血 中共一箭双雕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梁建峰报导）最近，中共公布《口岸爱滋病防治管理办法》。按照这个新的规定，凡是在境外居住超过一年的中国公民，回国入境的时候必须进行验血检查，确认是否带有HIV病毒。
自由亚洲电台日前刊文报导，这个规定一公布，就引起海外留学生群体的议论纷纷，反对意见占了绝大多数。
文章指出，自从民间关心爱滋病人士高耀洁，胡佳，万研海等逐渐揭开中国爱滋病蔓延的严重问题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在近几年里的确对爱滋病的防治和相关宣传方面做了大量表面文章。但是，爱滋病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很多领域涉及人权问题，而作为一个一贯不把人权当作真心追求的施政价值的中共政权来说，让它们把保护人权落实到爱滋病防治政策上，简直是缘木求鱼。
文章说，中共国务院2006年3月1日颁布施行的《爱滋病防治条例》的第23条明文规定：国家实行爱滋病自愿谘询和自愿检测制度。可是一年半以后公布的这个新规定，却与上述条文的规定完全违背，人们不仅要问：中国今天是同一个当局在统治吗？怎么会自相矛盾到这个地步？
不过，中国民间早有一句话：“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国爱滋病蔓延的主要原因，完全不是外来因素，而是以普遍存在的非法卖血行为开端的，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检查部分公民也是对这部分公民的国民歧视。更何况，相关的规定只是针对中国公民，外国人入境却不受类似限制，这就更加荒唐，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容易传染爱滋病吗？这样的立法，毫无公正性可言，因此可以说是典型的恶法。
实际上，中共公布这一《管理办法》既是在宣扬自己重视人民疾苦，重视人权，又是在公开宣布中国爱滋病蔓延的主要原因完全是外来因素造成的，欺骗国内民众与国际舆论，正所谓一箭双雕！
被抄家传讯 郭泉：胡江内斗 中共势衰
【大纪元12月9日讯】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自11月14日开始发表了多封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后，12月6日被学校党委撤销教务，调任资料员。12月7日晚至12月8日上午被当局抄家并刑事传讯12小时。
郭泉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当局对他的连锁打击，源于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地位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的恐惧感，以及中共各派势力之间内斗的结果。他说，中共不可能改良，只可能在一党独裁的道路上走到死，其力量和势头都在衰减。而他本人的观点代表民意，因此更无所畏惧。
对于外界如何帮助，郭泉表示，“希望大家都来呐喊，让更多的人觉醒，呼吁更多人站出来，像郭泉一样不要惧怕，现在就要靠民众觉醒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大家都来发声，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也是对我的最大帮助。”
被指控“反党”而被调职抄家
郭泉自述，7日晚10点多，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抄走了四台电脑、系列文章《民主先声》以及许多维权资料。当晚10点50分到次日早上10点50分，郭泉被押至公安局进行刑事传讯。
郭泉表示，他们主要是核实那些公开信是不是我写的，我写完后通过何种方式发至境外媒体。他们还说，大纪元、自由亚洲电台等境外媒体都是“敌对中共”的“反动媒体”，叫我不要再和这些媒体联系。
警察对郭泉称，根据上面的要求，你不要再发公开信了。郭泉回答说：我会根据人民疾苦的实际情况做出我自己的选择。
警察还重点讯问郭泉对法轮功和“九评”的态度。郭泉对警察表示，对法轮功的打压，完全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违法行为。而且纯粹是某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这是非法的。他还表示，“九评”中讲的事情、举的例子，都是符合事实的，也都是经过查证的。
12月6日，南京师范大学党办主任宣布的决议称，郭泉发表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宪法和教师法，并指控他与境外大纪元等媒体和“反党敌对势力”有联络。郭泉说，“当时他们问我有什么意见和补充，我说没有，我同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反党嘛！共产党要不是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了。如果我一直发表公开信而没有受到他们打压，那就是民主社会了。”
中共势头衰减 执政地位受威胁
从被撤销教务到被抄家传讯，郭泉认为，这是当局的连锁打击，源于当局的恐惧感，也是高层各派势力内斗的结果。
郭泉表示，通过谈话，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我提出的：“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的进步”、“由人民来选择执政党”以及“取消一党专政”等。
郭泉说，“其实这就是共产党对自己执政地位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感到恐惧。他们感到我的观点对他们形成了攻击和挑战，对他们的执政地位造成了威胁。因为老百姓选择别的党，共产党也就倒了，也算是一种消灭。”
郭泉表示，中共的做法不得人心，力量和势头都在衰减。
他说，“从我发出第一封公开信，过了这么长时间，当局才做出第一个反应，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现象。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监督，以及各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中共的实时打压也越来越困难了。整个国际社会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中共的反应迟钝了，势头在衰减。衰减是内在的，内在力量的衰减。他们同时不得不顾虑国际上的压力。”
胡江内斗结果 体制内部分化
另外，郭泉表示，从当局对我打压的时间和轻重程度的处理上，也可看出中共高层各派势力内斗的迹象。他说，“我个人认为，打击我的是江派势力。我被教学岗位调到非教学岗位，这是胡锦涛对江派势力的一种妥协。但是刑事传讯是江派势力直接介入。我曾经反覆提到，我手上资料堆积如山，他们就是来抄走资料、销毁罪证的。目前为止，表面上是我受到打压，但是还没大到被劳教或判刑，所以胡那一派还是赢的。”
郭泉同时强调说，“但是，他们的内斗并不代表共产党向人民屈服，也不代表共产党要走向民主。”
他说，“中共不仅高层分化，而且体制内中下层也都在分化。传唤和以其它方式打压我的人都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甚至还有人讲：我是完全支持你的观点的，我们也不想找你，但是上面叫做的，我们是做给上面看的。这可见连中共体制内部都在分化。给我打电话支持的人里面也有体制内的人。”
“这次传讯我的警察抱怨说，他们的平均寿命都很低，身体高度疲惫，有的地方警察的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他们还抱怨，一个晚上加班费才五块钱。”
民心所向 无所畏惧
在调职以前，郭泉是15个研究生的导师，以及给4个本科班上课，调职后估计月收入减少四五千元人民币。
对于被调职和抄家，郭泉表示，“这次打压只是一个开端，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打压，但是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我是‘老运动员’了，不是新出道的人。我从2002年底介入社会事务，不断受到当局的查询。我不知道我想做的很多事情是否都能做到，但是说到勇气，我确实要比一般人大一些。”
自发表公开信以来，郭泉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问候和支持。他说，“所有打电话的都是问候的，而且是赞同的。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的都有。我敢说，我的观点很有民意基础，代表了绝大部份民意，因此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郭泉表示，“只要一有机会上网，我还是继续写我的东西，处理全国各地寄过来的维权资料。”
中国社会进步需要民间觉醒推动
郭泉表示，通过这次打压，让我更认清：靠共产党自身改革行不通了，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他们只可能在中共一党独裁的道路上走到底，同时也走到死。
他强调说，“现在就要靠民众觉醒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大家都来发声、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公开发声，让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界人士用各种可能的方式站出来说，产生一系列连锁的蝴蝶效应。”
对于民间可能参与的方式，郭泉表示，就是民众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共同抵制当局的打压。
对于海内外近三千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行动，郭泉认为，“退党这种方式，对我们每个人心灵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是根本性的转变，是一种新生。”
郭泉多次公开上书
中共17大后，中国知识界出现公开上书潮。继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和企业家郑存柱发表公开信后，郭泉于11月14日亦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随后郭泉就中石油、中石化59万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等内容写了第二封致温家宝公开信，后又为中国工商银行在“减员增效”、“改革政策”的中成为牺牲品的 13.8多万职工发声，12月5日郭泉就中国各地军转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四次上书国家领导人。
郭泉，男，1968年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国企干部、南京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法院干部。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1年博士后出站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任文学院研究生班主任、成人教育办公室主任，院长助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等职务。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滕彪：我们不能坐等好的社会的到来
【大纪元12月10日讯】滕彪，1973年生于吉林桦甸，1991-200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2003年，滕彪与同窗许志永和俞江在“孙志刚事件”中联名上书，呼吁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而成为新闻人物，并于当年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获美国格雷兹曼基金会“社会成就奖”。
近年来，滕彪参与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和公益案件，其中包括：孙志刚事件、一塌糊涂网站事件、临沂暴力计划生育调查、陈光诚案、蔡卓华案、陕北石油案调查、江西乐平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死刑冤案、奥美定事件、王天成诉周叶中案、青岛河西拆迁及错埠岭拆迁案、王博信仰自由案、廖亦武护照案等。
12月10日，滕彪、莫少平和李劲松律师一起荣获法国人权奖。本报记者田宇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问题采访了正在欧洲访问的滕彪博士。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滕彪，你好！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你、莫少平和李劲松三位律师荣获了法国国家人权谘询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据我所知，你们三位是首次获得法国人权奖的中国人，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滕彪：我把这个奖看作是对中国维权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的一种鼓励。在中国目前体制下，做维权工作的确有一些风险。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的话，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受迫害的人士和人权捍卫者。
评中国人权状况
记者：中美对话基金会最近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关押政治犯人数的报告。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政治犯人数相比2005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而在这些案例中，“危害国家安全”成为最为普遍的罪名。2006年中国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的人数是604人，比2005年的296人增加了一倍。根据你的观察，奥运临近之时，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
滕彪：对记者、作家和维权人士进行控制、打压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在奥运会之前，我想这种控制和打压肯定不会放松，现在看来，这种打压还会增强。所以，我认为，在奥运会之前，一定要给中国施加非常大的压力，让中国政府遵守自己当初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承诺，让中国在一些领域做出更开放、自由的政策。只有这样，奥运会才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
记者：你在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你支持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办奥运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你个人支持有条件的抵制奥运，这样理解，对吗？
滕彪：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我认为，应该有不同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向中国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把停止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或者停止执行死刑作为参加奥运会的前提条件。我觉得，这种态度能够起到施压的目地。
评废止“劳教制度”
记者：2003年，包括你在内的“三博士上书”，成功扳倒了“收容遣送条例”，同时也把“违宪审查”这个概念推广到社会当中。12月4日，不仅仅是三博士，而是中国的69名学者集体上书，要求废止中国的“劳教制度”。请问你参与了吗？
滕彪：这是我在美国期间，国内学者组织的公开呼吁行动。他们没有我的联系方式。这69位学者和律师当中，很多都是国内很有名望的学者、知识份子，也有一些律师和法学界人士。十几年以来，国内一直有呼吁废除劳教的声音。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包括党内干部和体制内的官员，他们会提出一些更彻底的改革建议。
记者：这69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针对劳教制度的“违宪审查建议书”和“即日废止”两份公民建议书。废除劳教制度，比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的难度要大的多。你认为，扳倒劳教制度的希望有多大？
滕彪：很多学者和专家都对“劳教”做过很多研究。劳教明显违背最低国际人权标准，而且也违背了中国自己的立法和宪法。不经过法院裁决，把一个公民的权利剥夺三年，甚至四年，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体制内的一些主管政法的官员肯定也非常了解这些关于废止劳教的呼吁，也有一些立法的计划。但是由于改革的阻碍很大，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迈出更大的一步，所以目前看来难度很大。但不是不可能，只要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有更多体制内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废除劳教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从9月26日李和平律师被打事件看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使用黑社会手段对付维权人士。根据你的判断，这69名学者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吗？
滕彪：联名要求废除劳教的人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写更敏感的公开信，或者有律师参与一些敏感的案件，他们面临的风险会更大。
评对法轮功的迫害
记者：更敏感的公开信，你指的是高智晟律师（就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写的公开信吗？你指的更敏感的案件是哪些案件？
滕彪：高智晟的公开信应该算是触及了最敏感的领域。在中国，法轮功问题比任何其它问题都敏感。就法轮功问题公开呼吁，所面临的危险是最大的。最近，我还注意到，一些体制内人士，比如上海教授郭泉，他在公开信里面提出“多党制”、“军队国家化”以及“和法轮功和解”等等，他被解除了教职。这种话题更敏感，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不过，从道义的角度上来说，这种话题不应该回避。另外，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去讨论这些问题。
记者：在中国为法轮功呼吁的律师普遍遭到了打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与其他五位律师一起参与了王博案，为王博一家作为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进行辩护。在王博案庭审之后，你从法院一出来就被打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冒这个风险呢？
滕彪：据我了解，在国内，还有别的律师承担法轮功的案件。但是，其他律师很少愿意公开表明自己对法轮功问题的态度，也不愿接受采访去谈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具体案件的程序。我们六个律师介入王博案，并且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我们的辩护词从宪法、国际人权法、从国内法律的不同方面阐述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一些迫害行为甚至构成了反人类罪行。我觉得在法轮功被迫害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多数知识份子和律师保持沉默是不对的。不管是因为他们害怕还是出于其它种种考虑，在将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人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当我们国家发生这么恐怖的反人类罪行的时候，那么多的知识份子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
评“全民讲真相”运动
记者：我记得，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有谁战胜过真相”。刚被释放不久的杨建利博士最近发起了一个“全民讲真相”的运动。你对这个呼吁有什么看法？
滕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我的想法和杨博士非常相似。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某些场合，讲真话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甚至要付出不少的代价。我的看法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领域，讲真话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变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讲真话，久而久之就能瓦解这种统治的基础。我的意见是，比如：一个记者做出更多真实的报导；一个教师能够在课堂上讲出更多的真实的情况；一个人在投票站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投票，而不是迫于压力去投票等等。生活中有不同的讲真话的方式。在中国知识份子当中，最近哈维尔的著作非常流行，他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之中”，正在成为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的座右铭。
记者：你是政法大学的教师。听说你也曾经受到了校方的压力。你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
滕彪：学校领导曾经多次找过我，希望我不要介入那么多的人权案件。但是，目前我还能够在大学教书。这也说明，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虽然控制很严，打压也一直在持续，但做事情的空间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评中国社会转型
记者：你对中国社会转型抱有什么样的希望？
滕彪：基本上，我是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中国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显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除了人权领域之外，在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需要做大量艰钜的工作。我本人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一点一点的推动。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更多的人自觉的朝着那个目标努力。我想世界的潮流是照着自由、民主法制的方向在前进。中国虽然现在还处在一种非常差的状态，但是我想目标肯定会实现，但每个人都需要努力，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光等着一个好的社会的到来，那么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差。
评欧盟对华政策
记者：你对欧盟对华政策最近的一些变化有什么评价？
滕彪：德国和法国在世界上拥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把人权问题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讨论，对于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是很重要的。对于其它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比赚钱更重要。从长远来看，尊重人的价值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