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条围巾送给你

香港的一群女性亲手织了围巾送给在1989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我要了装在福袋里纯红纯白的两团毛线和一对织针,中午开始织围巾,一边和朋友们说话,一边织,到晚上便完工。红白相配,煞是美丽,毛线蓬松,围巾温暖。

 

我对胡佳说,希望能把这条围巾送给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冲淡子弹带给他的寒冷,温暖艰难环境中他苦苦挣扎奋斗的心。胡佳总是称齐志勇为"老齐",语气中似乎在呼唤一个血脉相连的兄弟。齐志勇六四时受枪伤截去左腿,又在抢救输血时感染了丙肝,同时患有糖尿病。因整个政治环境不允许再谈六四,齐志勇处处受压迫,仅有的小店铺也被没收拆迁,生存极其艰难,治病也有一搭没一搭——有钱时打一针,没钱时假装忘记了病情。我已记不清第一次与齐志勇见面的情景,印象中他拄着拐杖,走路蹒跚,头发整齐,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富有激情,话语充满着关切和渴望。

 

早在2004年胡佳失踪、被软禁或被警察殴打时,齐志勇总是来电话问候和鼓励,甚至开着残疾摩托车往返六七十公里的路程来看望被打的胡佳。那时胡佳已经渐渐地变得"敏感",使得我们艾滋病组织的工作常常被警察骚扰打压。我一方面同情齐志勇的遭遇却又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担心由于齐志勇的慰问和探访,加剧警察的迫害——警察窃听我们的电话,在我们家的楼下监视着来往的朋友。几乎每次齐志勇和胡佳联系后,警察都给我打电话要求我"谈话",让年轻不谙世事的我,又烦恼又害怕。

 

2004 年胡佳被警察殴打失踪回来后,家里突然来了十几个看望胡佳的朋友,其中还有盲人和肢残者。记得当时天气阴冷,他们的衣服灰暗,神情索然,说话的声音有些压抑,一群人相互照顾着费了好些劲才进我们4 楼的家(没有电梯)。当我看见那有着高大身材却消瘦的盲人朋友颤抖着摸索向前移动时,心里涌起莫名的酸楚。我订了小区外一个普通的餐馆吃饭,其中几位朋友批评婉谢我不该请他们到餐馆里吃饭,乱花钱。但餐位已定,我也一再说明我有工作有收入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看着饭桌上大家很快地吃完荤菜,我心里直后悔没有点更多的荤菜。他们离开后,胡佳告诉我,这些伤残者都是在六四中受伤的。我无语。

 

我的朋友W是大学物理老师,尽管没有与媒体和外界接触,只是默默地帮助六四伤残者,她也受到了迫害,常常被警察看管。 W是位了不起的女性,是六四伤残者最喜欢最尊敬的"大姐"。她说:"我能做什么呢,只有努力地介绍我认识的人到盲人按摩院要求 X按摩,那样的话 X或许能挣多一点的钱来养家糊口。" X由于六四成了盲人。

 

六四伤残者比起其他人,更不见容于当权者。因为他们是活历史,铁证如山地提醒人们六四杀戮的存在。但是不愿正视六四屠杀历史的当权者,进一步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挤压伤残者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活在外界不易接触到的环境下。限制着他们的话语权和发展权,把他们紧逼在只能苟且活下来的地步。而自尊心强的伤残者,又不愿意揭开血淋淋的伤疤给外人看,他们选择承担、忍受,坚强地活下去,照顾家中的妇孺。

 

每逢学校开学,我忍不住想,他们的孩子要交学费怎么办?每逢寒冬到来,我又忍不住想,他们有没有买羽绒衣御寒?每逢阴雨,我还忍不住想,旧日的伤口是否复发疼痛不已,究竟能不能去医院看病?

 

我所能做的,只是织条围巾送给你。但愿人人织条围巾,送给在清苦中努力活下来的每一位六四伤残者,也送给六四中失去亲人的家属。

 

20073月初稿于香港 曾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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