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快专递

24号那天,因为怕包裹丢失,花了52块钱特快专递邮资,给袁伟静和孩子寄书、磁带等新年礼物。
29日傍晚,袁伟静发短信说还没有收到包裹。我很着急,跑到邮局查询,中国邮政给的查询结果是25日包裹已经抵达山东沂南的邮政局。
 
联想到以前朋友们给袁伟静邮寄的奶粉、中国结……一些石沉大海,一个被当事人追问的邮政包裹,才迟迟让陈光诚的哥哥签字领取,却当面撒了包裹里给孩子的奶粉。
 
我明白,中国宪法里所说的"公民有通信自由",在政权面前,还是很脆弱。
 
我把包裹查询号和邮政查询电话发给袁伟静,倘若她还是收不到包裹,我只能向邮政局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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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更新:
今天袁伟静向邮局查询,邮局工作人员请示了上级后,说包裹早到了,现在在警察手里。
下午邮局工作人员把包裹送到袁伟静家,问袁伟静“你怎么知道包裹号?”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给袁伟静邮寄东西,一定保留邮电局的回执并跟踪确认对方是否收到邮件;倘若袁伟静没有收到,告知邮件编号并向邮局追查。收件人的名字可写陈光诚的母亲或大哥。
虽然麻烦些,可陈光诚的家人能够收到外界邮寄的东西和问候,还是很让人高兴。
 
 
 
 

暖冬有寒流

 


我把《民主•专政》一文打印了给母亲(mother-in-law),没想到她读完情绪非常激动,几次声音哽咽,眼角泛着泪花。我后悔不该让她看,进而更不敢给父亲看了,怕他更受刺激。父亲和大伯伯不一样,他不同意大伯伯"坚持给后辈讲过去的事情",父亲只是偶尔地提及往事。妈妈伤心的说起当时某某老师被学生用弹簧钢链鞭打,眼珠被勾出;被毛泽东接见过的红卫兵骨干女学生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给其改名为宋要武)打死了老师;某某"地富反坏右分子"被剃了十字头、阴阳头;某某人被流放到大西北没有食物,最后竟到割了死人大腿上肉煮着吃的境地;某某人不忍被脱裤子批斗的羞辱而自杀……大伯伯自己被批斗时跪在地上小腿被木棍压着;只有
15岁的小姨因为姐姐(胡佳的妈妈)是右派又如何地在同学面前检讨……当时母亲是南开大学一个不谙世事的大二学生,被打为右派后开除学籍,并下放强制劳动
22年。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怎么能知道那年代是如何地饥饿、寒冷、恐慌和屈辱;选择"健忘"的人,又怎么能记起自己伤害了多少个有尊严的生命同时又被伤害了多少次;努力"遗忘"的人,又是怎样地深夜梦回被痛苦的记忆折磨……母亲说:那个阶段,偶尔回到北京,在公交车上有座位不敢坐,因为随时都有人责问你的成分。你不敢说谎,自报了身份后不挨打是万幸。

 


父母都说他们的遭遇不是最悲惨的,他们活下来了。生活总得继续,日子渐渐地好些,他们努力地忘记伤痛要过得更幸福,可心里的阴影抹不去。碎瓷花瓶打碎了,粘起来,乍一看还是碎瓷精品,唯独碎瓷自己知道,那裂痕真实地存在。

 


快过年了,超市用红色打扮得喜气洋洋,国保紧跟着我买菜。我看见印着"踩小人"的红袜子,当着国保的面,我一边挑袜子一边说"踩小人",孩子般地觉得解气。

 


买了童话书和彩笔,作为新年礼物给陈光诚袁伟静的孩子和我们患有艾滋病的干女儿寄去。进了邮局不过一会儿的时间,那里的保安开始变得疑惑慌张,几次进来跟柜台里的工作人员低声沟通。待邮局保安第三次进来,我听见他说:"就在玻璃窗外,鬼鬼祟祟的,还打电话"。我抬头看见他们所指的正是跟踪我的国保们,于是说:"不要担心,这些人是跟踪我的。"邮局的工作人员很吃惊的样子,同时也松一口气,"不关我们的事情",又问"他们是谁啊"。我说:"一群老流氓。"一个小伙子建议我打电话报警,我叹了口气:"报过警了,没用,他们的势力比普通警察还大。"邮局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是个大姐,她还是不放心,出门问国保:"干什么?"我听见国保回答:"等人。"邮局的人都没有再问我什么,私下里却开始窃窃私语。邮局保安又走进来对那大姐悄悄地说话,顿时他们的神情都变得很奇怪,还有一点尴尬的意味。我想,也许那些人拿出了他们"执法者"的特权证:亮明了秘密警察身份,再堂而皇之自己在"执行公务"。这张底牌始终是他们的法宝。我走出邮局,其中一个国保便衣马上进去,想必是要调查清楚我在往哪里邮寄什么东西吧。不知他们会不会把小孩子的童话书、彩笔、橡皮泥时也当作"非常重要的情报"。

 


离开邮局我直接回家,欲哭无泪。一个女人,把爱情和一颗尊贵美好的心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天天步步紧逼的国保,让我的心受到搅扰无法平静。而通州那些拘禁胡佳
193
天的国保对他说:"(软禁的)班已经排过大年三十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对阴冷的天空生出一股无以名状的滋味。

2007年1月25日于BOBO自由城

民主•专政

(上周与老人聊天,听闻他们一辈人的故事,感慨良多,因而有此文。)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恐怕是全体中国学生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从小学的思想品德课,到中学的思想政治课,再到大学"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门必修课,老师们无一不反复用这句话来阐述我国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年幼无知的我,直到现在才反思:一,"对人民民主"是假话空话,中国人民还没有获得民主;二,"对敌人专政"是谬论,我们比敌人更好,所以不应实践敌人的暴行,而应对敌人和对人民一样,尊重敌人的人权以及其他权利,合法地审判有罪者并施与合适有效的惩罚。

昨天,父亲(father-in-law)说他年轻时不愿意借"钱"给别人,当时最先进最优秀阶级的工人,向他借一张两毛钱(约等于0.025美元)的饭票,他都非常不情愿却不敢不借。一般人不能理解,父亲堂堂一清华大学毕业生,何以如此?原来,父亲读大学时正逢饥荒,团委找到父亲让他汇报返乡体会,他没敢说老家饿死很多人,而委婉地说"我们老家安徽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就马上被说成"污蔑社会主义"打成"右派"下放劳动22年,干繁重的体力活,国家给的收入平均下来每天5毛钱。父亲的表情突然很奇怪,他说:"我当时要是借给工人2毛钱饭票,他不小心忘记还了——工人待遇比我们这些右派高,2毛钱对他来说是不值得记在心头的小事——我就得饿一顿。那时我父亲写信来,叫我不要回家,寄点钱给他买吃的,我没有钱啊,他饿死了……"

我看见爷爷写给父亲的信,毛笔字写得很好,几处有泪迹,说饿,没有东西吃,又说冷,问儿子如果有旧的棉衣,寄回家给他穿。那时父亲的哥哥因说真话被判刑劳改,父亲被下放劳动,他们既不能回家,也没有钱,连棉衣也没有,爷爷又冷又饿,死了。父亲的遭遇,在右派这个群体中,还不算悲惨的。全国55万名各方面的尖子人才和知识分子,被施政者打成右派,扣上国家和人民敌人的帽子,名正言顺地被"专政",流放到偏远地方,为国家做免费的苦力,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那时的"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是"人民行使所谓的民主权利,用无所不及的手段对敌人实行真正的暴政专政。而所谓的人民,除了极个别站在塔尖的人,其余大众自己也不得安生,吃不饱穿不暖,提心吊胆被随时打击成反动派、人民的敌人而遭受暴政专政"。

宪法规定了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些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公民"的国民,无不盼望实现真正的民主,生活在文字里描写得那般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执政党的行动,无一不表明"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的实质没有变:国家政权对思考或以行动追求民主者实施暴政——冤狱、打击压制并株连迫害、软禁、跟踪、孤立;对执政党外人士实行专政——凡是我党同意的,你可按我党的方针路线办,凡是我党不同意的,统统不许干;对执政党党内分子实现"民主"——凡是有利于我党的,可不择手段地干,凡是不利于我党你已经干了的,我轻轻地处罚或杀鸡给猴看地重罚;对执政党重要党员予"特权"——凡是有利于某重要党员的,只要开口或暗示,统统有人去干。中国难道一点进步都没有吗?有的,"专政"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前赤裸裸的暴政,转变到现在到处盖有遮羞布的专政。即使被遮羞布蒙蔽而怀有美好幻想的民众,也只是以为我们站在民主的大门口。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专政(Dictatorship)意思为独裁,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和统治方式,到了近代,在西方,专政通常与独裁、专制混用,指高度集权的个人统治或党派统治,认为专政的统治形态与民主政治、分权体制是互相对立的。根据执政者的解释,人民民主专政与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不同点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当我的志愿者、亲戚朋友被威胁,当我暂停乡村艾滋病救助工作,回头看长期密切跟踪我的国家秘密警察,忍不住问:"这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吗?禁止国民谈论艾滋病真相,让更多的国民死去,就是对人民民主吗?"

专政应当被丢到历史垃圾堆。就算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我们也没有权利对他实施独裁专政。不管敌人们犯下多大的罪行,我们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等待法律公正地审判并惩罚。在街上看见一个出身不好的"反动派"就可以把他打死扔到火葬场烧掉的中国过去几十年了,但它的阴魂还没有散去。一些人说:同性恋是变态,妓女(性工作者)、吸毒者是堕落,他们的权利受侵犯是活该;执政党官员受到"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法律上属于"非法拘禁")是活该,我们劳苦大众的权利保护还忙不过来,谁顾得上贪官!又说:我们对兄弟姐妹们实行自由和民主……言下之意是,除了兄弟姐妹同盟,其他人我们对他不需要民主只需要专政。多么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言论!

我认为,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敌人们"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民主就离我们这片土地还很遥远。我们捍卫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挥舞着"人民民主专政"旗号的,要么是彻底头脑发热的糊涂蛋,要么披着民主外衣骨子里却是独裁者。为什么要披着民主外衣?因为民主太有诱惑力,是个好东西,让我们安全、自由而幸福。

2007年1月17日于北京BOBO自由城《民主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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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I(从原文删除的片断)

20021 11 ,为了规避美国法律和国际法,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名义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了第一名拘捕者。5 年来,没有控诉、没有审判、没有法律援助、伴有肢体和精神虐待……来自30 多个国家几百名的嫌疑犯、无辜者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美国人民愤怒了,抗议自己的政府对"敌人专政",要求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要求按照本国的法律办事,对嫌疑犯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还无辜者以清白并立即释放。20071 11 ,关塔那摩监狱事件5周年,美国国土上的人民和社会组织呼吁、倡导、教育、游行、行为艺术等,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要求政府改正犯下的错误并对此负责。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发布 2007报告,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关塔那摩的行为。有 200万会员的国际特赦( 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全球开展人权活动,关塔那摩监狱 5周年时,他们在美国华盛顿最高法院门口集会,要求"给所有人公正和人类尊严"。 关塔那摩监狱事件教给我们生动的一课:给所有人公正和人类尊严,包括我们的敌人。

而在我们自称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连人民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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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两位网友:
我无知不要紧,人生漫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两位不可抹杀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国有些人自愿或被迫,健忘。我丈夫的父亲不太谈过去,偶尔提及,也只说些小事,因为说起大事来,有些害人者还活着,怕双方都难受。父亲遭受不公正,只是一个缩影,中国55万右派有一个悲惨的过去,难道是个人事件?难道是斤斤计较?光文革中就非自然死亡2000多万人(叶剑英语),历史不可忘。
 
我曾与桂希恩教授几次见面交谈,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亲切随和,认真地帮助求进的年轻人,求医的患者,求指导的社会工作者……何不问一问他当年进入艾滋病村是如何地被警察围追堵截?又如何被村民藏在米缸里半夜送上火车?许许多多的优秀社会工作者到现在2007年还有此等遭遇,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建立一个艾滋病组织做艾滋病关怀救助工作,如同生养一个孩子般珍爱。我们何尝不愿继续进入乡村做工作!只是倘若进村,警察地毯式搜捕驱赶,威胁压制当地志愿者和村民,对于一个警察治理的现状,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需要学习什么是民主。学习找回中国真实的历史,学习诚恳地对待别人和社会。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是不要随便混淆逻辑,抹杀发生过的事实。
 
本来我不再回复评论,只是你们的言论触及我心底痛处,我无法平抑悲伤,只好再说话以缓解并自我疗伤。警察们对我和我的志愿者、合作者和亲友的威胁、跟踪、监视、驱赶,迫使我不能进入社区和乡村做基层工作,我为此苦闷至今。

车展

丈夫被连续软禁在家满半年,我被跟踪胁迫也有半年,拍几张照片以纪念。请点击1月19日相册。

图片说明

  1. 国保1
    :从左到右分别为:警车、跟踪曾金燕的乳白现代车"京
    FB8233"和灰黑马自达"京
    FE6034
    "、跟踪曾金燕的便衣警察背影、另有便衣警察在曾金燕身后无法摄入镜头,2007
    119
    日下午
    拍于BOBO自由城。

  2. 国保2
    :发现被拍照,便衣警察立即上车,
    2007 1
    19日下午
    拍于
    BOBO自由城。

  3. 国保3
    :发现被拍照,"京
    FB8233 "马上启动车,2007
    1
    19
    拍于BOBO
    自由城。

  4. 国保4
    :发现被拍照,两辆车欲离开,
    2007 1
    19
    拍于
    BOBO自由城。

  5. 国保5
    :便衣警察的车(灰黑马自达)堵住曾金燕的车(金黄派里奥)的出路,
    20066
    22
    拍于
    BOBO自由城。

  6. 2007
    年元月:被便衣警察长期跟踪者曾金燕,自拍于
    2007 年元月。


 

 

爱情至上

上午,洗净双手,捧着唯色拉的《西藏笔记》读。突然发现书页上一只小小的黄色蚂蚁,从页扉爬下,在桌子上绕圈。小蚂蚁走了好多个不规则的圈,还在原地。我纳闷: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类的注视让它不愿意展示神迹了吗?我抬头四望,再低头时,小蚂蚁不见了。

 

近日常常说不着边际的话语,只为能发出欢快的声音,让心胸重新充盈涌来一波一波的喜悦。我一再地看手表上的钟点,多瞧几眼爱人赠送的礼物。为了免疫痛苦而日益坚硬的心,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细腻与敏感。我像懵懂孩童穿上新衣裳过年一般快乐。去年
J姐姐问我新婚什么感觉,我望着丈夫说"如同老夫老妻"。那时正经历新一轮软禁和失踪高潮的动荡,心中千般忧愁不得言,还未结为夫妻已有共患难的刻骨体会。如今软禁已成为生活常态,我也死心不再对国家机器存幻想,反而得到另一种解脱。不知明日是否爱人入狱强分别,只顾今朝分分秒秒的相守。婚姻生活,仿佛总在初恋。才明白,人生只若如初见是多么美妙的境界。

 

前日深夜睡意朦胧时,接到一电话。谈及某狱中人士之妻,依靠发表抒写对丈夫思念的稿件养活两个孩子,却遭国保严厉威胁"不准再写稿诬蔑监狱形象,否则将同其丈夫一样被投到监狱"。我觉得国保很滑稽可笑。生命中有什么比"情"更能令人幸福呢?相爱的人被迫分离,对他
/她来说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损失。处于这样的境地,还有什么威胁会让他
/她害怕呢?越是把她往绝境里威胁逼迫,越是能促使她创造出惊世的奇迹——因为她是一个守护"爱"和"情"的妻子与母亲!对次我深信不疑,或许国保也正在嘲笑我的天真幼稚不切实际。

 

生命脆弱不堪。可是,古往今来,哪个政权可以把真挚的爱情击垮?国保,纵使你们终生囚禁她的爱人,你们也囚禁不了任何人的心。那压抑的感情将更加炽热,最终必将熊熊燃烧,造就你们的毁灭。

农民是糊涂蛋吗?

 


曾金燕
   2007
1
6
,丈夫胡佳被软禁的第174

天于北京
BOBO
自由城

 

农民因房地产开发、建设高速公路、建立工厂等原因失去土地却不能获得等值补偿金,不得不以静坐、绝食、上访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最终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开的秘密。针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金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强调重点是:"农民一获得补偿金,就会大肆消费——大吃大喝、沉溺玩乐、美女环伺,最后又落得贫穷困顿、工作无著的处境……"


[1]

 

目前中国农民的土地,是归"集体所有的"。对"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拥有决策权的,是当地村委的党书记。那么土地究竟归谁所有,不言自喻了。针对要求把土地私有化归还农民的呼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自称"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说:"一旦突破这条底线(农民土地私有化),本来就没有余钱剩米的农民但凡有看病或者上学等需求,就将被迫出售土地,而无地农民的结果必将导致社会不稳定。"


[2]

 

中国农民究竟是花花公子糊涂蛋还是精打细算过生活的聪明蛋,人人心中自有判断。先看一看印度人是如何地精明。孟买的老人
W最大的愿望是把现在居住的政府廉价出租房产权归为己有。我问为什么,社区工作人员说:因为房子在黄金地段,他获得产权就会把房子卖一个好价钱,然后拿着这巨额现金卷铺盖回老家种地过更轻松的生活。高先生问:"如果家里人生了重病需要大额医药费怎么办?"W先生说:"普通的病在公立医院几乎不花钱就可以获得医治……需要钱时就卖掉所有可以卖的东西,包括房子(如果房子属于
W),毕竟亲人的生命比任何财产都重要……"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农民,根据党国英的理论,由于农民获得补偿金后会花天酒地把钱财挥耗一空,因此给农民征地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的补偿成了理所当然并且为农民着想的好事。根据温铁军的论点,农民宁可家人病死孩子辍学,宁可让家里的土地荒芜自己外出打工,也坚决不能拥有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了换现金来救亲人性命或送孩子读书——当然,在印度,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质量实在不算高,但是印度老百姓睁大了眼睛硬是不相信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会因为交不起看病押金,病人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流血、流脓、断肢甚至死在医院里;更不相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诸多的孩子他爹因为没有钱给孩子交学费而自杀。

 

温铁军还说,一旦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就会因破产涌入城市而造成大型的"贫民窟"。在温铁军的观点里,贫民窟非常恐怖,暗自庆幸中国目前还没有具规模的贫民窟。一些专家估计,目前中国大概有
2亿的农民工

[3]
,平均月收入不到800元(约100美元),还时不时因工资被拖欠赖账而一无所获,要为在城市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付高额费用,或忍受着与妻子家人长期分居的现状。这些人住在城市的哪个角落?洋房公寓吗?为什么他们可以选择在家乡种地的情况下,却以牺牲家人团聚的生活和自己的健康水平为代价,辛辛苦苦地跑到城市做工挣不一定兑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难道农民真的糊涂到家了?

 

历史上最会打小算盘、为了锱铢之利能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的,莫过于农民了。他们比任何经济学家都更加精明地计算着自己的生产和收成,也比任何遭受磨难的人更加坚韧,不管天灾人祸丰收歉收,年复一年地耕作土地。如果农民离开土地,说明土地已经无法让他满足养家糊口的需求,他已经进入一个绝望挣扎的境地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另求活路。

 

在一些中国"专家"眼里,人口密度约等于中国三倍的印度"非常不幸",大城市里随处可见贫民窟。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从根本上造成了贫民窟的大量形成。因此他们为了农民的利益,擅自替农民兄弟提出"农民心声",继续让"集体所有制"土地把农民绑定,让农村日益凋敝。问题的关键是:贫民窟是怎样形成的?

 

贫民窟一般指的是一个聚居场所,它的定义有各种争议,根据联合国专家组建议的"操作型定义",贫民窟具有以下特征:


1.     
安全用水不足;


2.     
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不足;


3.     
住房建筑质量差;


4.     
过度拥挤;


5.     
无保障的居住权。

 

中国极少贫民窟而印度有大量的贫民窟,原因很复杂。中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办了暂住证,仍然无法和印度的农民一样,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农民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进城谋生;而印度农民想进城就进城,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想送孩子上学就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学,实在没钱想睡大街就睡大街,把生活成本降得最低,攒够了钱想回农村老家就回老家。中国农民好不容易进城做点小生意、收点小破烂、搭个挡雨的帐篷之类的,城管来了说没收就没收,推土机开来了眨眼就夷平,交不起借读费,孩子送到民工子弟学校不久学校被政府关闭了,误以为能高农民工一等安居于城市破旧建筑的贫困居民们,因被嫌弃影响市容市貌眨眼间连房带人被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政府警察派来的推土机推出"贫民窟";印度贫民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还有工会、农会、渔民协会、自杀者协会……凡是想得出名目的,他们都有民间自发成立的组织,因此除非政党不要人民的选票不想继续干了,否则是不敢把推土机开到贫民窟的,倘若有个无处可去的贫民坐在他占据的茶几大小的贫民窟"家里"(可能这个家只有一块硬纸板当屋顶)拒绝推土机拆迁,而推土机非常不幸地把他弄伤流血了,全国媒体和人民都会大骂政府并死死盯着那个受伤的人。在中国,没有什么成本的情况下,一夜可拆迁整片丑陋的城市老建筑;在印度,哪怕是一个小楼房拆迁,如果没有给楼房里的居民合适的足够的补偿,政府只能在旁哀叹,孟买半岛上的老工业区,由于工人的补偿问题没有得到合适的解决,从
80年代到现在也没有成功拆迁转变成购物、娱乐、IT和金融中心。泰国政府对贫民也比较"无能",曼谷的一处贫民窟处于一条繁华的公路旁,政府不能擅自拆迁该贫民窟又不愿意让外人看见贫民窟而对曼谷产生不良印象,因此就在贫民窟前公路旁立起了高高的广告牌——没人想到那美丽广告后是拥挤不堪的贫民窟。

 

撇开人口自由流动、平等的城乡公民权利等制度性因素,一个城市的规划倘若缺乏远见,或者人口增加过快,就会出现贫民窟。据说世界上完全没有贫民窟的只有北朝鲜的平壤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前者是因为绝对的独裁统治没有人口流动,后者是因为高福利。大家都想住进崭新的舒适美丽的房屋里,关键的问题是:谁支付贫民窟拆迁和重建的费用?谁在重建中获利?一些人把土地私有制说成是贫民窟出现的根本原因,实在荒诞。不去提倡城乡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不去保障城市贫困居民的住房权利,不让农民到城市里也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不去思考还农村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而是一方面享受农民工低价劳动带来的利益,把农村的产出悄悄转移补贴到城市;另一方面企图把农民赶回老家,控制在土地上,逼死在日益凋敝的农村里。(全文完,《北京之春》首发)

 




[1]
Guy Sorman
,《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允晨文化,
2006
11



[2]

温铁军,《温铁军:不可轻言农民土地私有化》,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6/03/00/article220380058.shtml



[3]
刘维佳,《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习时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第
31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