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
 
我生活在连绵起伏的大山里
三个国保坐在我的车里,等着要限制我的自由
我开始爬山,国保在山下追赶
我爬到山顶,张开双臂
往下坠落
飞翔的感觉
 
国保还在身后追赶
我又爬到一个山头,张开双臂
飞翔
 
国保还在身后追赶,我跑到悬崖
张开双臂
飞翔
 
国保还在身后追赶
两只可爱的小白鼠,连在一起成了比汗血马还快的飞鼠
载着我
飞翔
 
国保仍然在我身后追赶
我醒了
 
不知道第几次做这样的梦
自由落体的感觉
 
金燕
沉重的金
自由的燕

第三批律师和志愿者返京

The lawyers and volunteers came back Beijing around 9:00am Today. Following is the update.
Best!
JINYAN
今天上午九点多收到消息,第三批律师和志愿者回到北京。
胡佳发来短信:"我们损失惨重,但收获颇丰。我们平安。"
 
上午袁伟静打来电话,很担心律师朋友们的安危。她说昨天门口堵满了人,她根本无法外出。律师和志愿者紧紧地被阻止在村口,没有办法突破围绕着袁伟静的重重防线。当时车子被当成玩具一样竖起来,律师们在车里摇晃。
 
我无法想象,隔着厚厚的嘈杂的人墙,律师和袁伟静如何苦苦地挣扎,最终却只能遥遥地知道对方就在眼前,却无法相见。
 
目前还没有见到律师与志愿者,有更新的消息,将进一步发布在chenyuanweijing.spaces.msn.com博客。

去山东的律师失去联系

第三批去山东的律师昨晚从北京出发,今天在陈光诚所在的村庄被阻拦,现在所有的律师和志愿者失去了联系。
 
今天抵达山东的律师有李劲松、李苏滨,另外志愿者胡佳和另一位女性随行。李劲松律师最后发出的一条短信是:
 
因听说陈光成已被批捕,但我却至今连逮捕书面通知复印件都没有见到。于是今天下午12:30左右我和李苏滨两人自驾车到了205国道转向陈光诚家营后村的路口上,要去光诚家找到袁伟静落实此事或复印逮捕通知、商议取保候审等相关事项。但刚到路口,就被几个女流氓用力堵住车门不让我下车。我多次报警并待在车里等警察,这数(几)十个男女流氓竟然用力将我们的车向右掀翻了在警察到来前他们又把车推回原状,但右侧车身已多处伤痕。令我愤慨的是:四个警察到来之后,在我们向警员现场指证仍然滞留在场的数十个堵门掀车暴徒时,其中几个男流氓竟然当着四个警察的面抢走我的摄像机、挥拳砸我的脸部并用车门挤卡我的躯体。致我右下唇伤肿、眼镜(thanks, ruoxinande)被砸落地。之后其中一个暴徒当着四个开着鲁Q1931号警车过来的沂南警员的面,带着从我手中抢走的摄像机,骑着一辆摩托车离开现场。我当即要求在场警员赶快去抓捕这个现行抢劫犯!可是:这四个警员却无动于衷,竟然眼睁睁地放任这书是暴徒一个个从容离开现场!
 
现在联系不上所有去山东的律师和志愿者。
 
双堠镇派出所:0539-3711006,
沂南县公安局0539-3222022
临沂市公安局0539-8314552
 

《爱援》第二期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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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援》是艾滋病组织“爱源”支持志愿者能力建设的简讯,第二期已经面世。下载地址:www.aids-care.org (简讯内容上传工作进行中,本周完成)。

合伙人的权利

           曾金燕 2006625星期天 于北京通州BOBO自由城 

60多年前,农民作家赵树理曾经借小说人物的口谈了自己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看法:“我对别人不熟悉,还说铁锁吧:他因为说了几句闲话,公家就关他起来做了一年多苦工。这个国家对他是这样,怎么能叫他爱这个国家呢?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有几个人把这座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啦?想叫大家都有权,就要取消少数人的特别权利,保障人民自由,实行民主……”(摘自《李家庄的变迁》)

 

现在我们的国家,即中国人合伙开的这家店,有没有被几个人把持,大家心中自有评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坏心思的人什么时候都避免不了。可是在一些良性的制度下,坏心思的人做不成坏事,因为这个制度有很好的防范和制约机制。现在我们这家店的制度是否属于良性,坏人行不行得了恶,大家心知肚明。

 

做生意的人都明白,自己合伙投资的商店,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防止被少数几个人把持,万一不幸发生了商店被少数人把持的情况,肯定要努力维护自己的股东权益。怎么办呢?首先是协商,协商不成提交到仲裁委员会,再不成诉讼法庭,听凭法律公正裁断。但是如果把持商店的这少数几个人,纯粹是市霸,不但蛮横不讲理协商不成,控制仲裁委员委会,藐视法律,还动用黑社会流氓势力打压合伙人,事情就难办了。

 

搬家之前,胡佳住在父母亲家,频繁被北京朝阳区的国保软禁。楼下经常停着几辆警车,出现十几个便衣或穿制服的警察。邻居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躲得远远的,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胡佳的家人。一次64之前,又被非法拘禁,胡佳还在家楼下与粗壮的国保便衣发生肢体冲突,受了伤,他的母亲从楼上冲下来却无力阻止,含着泪对院子里乘凉的几十位邻居(大部分是退休老人)说:“各位老邻居,我的儿子胡佳是个好孩子,他并有做违法的事,只是纪念了6**四就给警察软禁在家里。”那日以后,七十多岁的某邻居大爷,天天坐在胡佳母亲家楼下的单元门口,一直到15天后胡佳被解除软禁。邻居对胡佳妈妈说,大爷担心胡佳再和非法软禁他的警察发生冲突,所以天天坐在单元门口,表面上若无其事地和警察在一起,万一发生冲突方便马上保护胡佳。

 

上周一胡佳和我被软禁在家,考虑到胡佳的抗病毒药已经全部吃完,必须遵从医嘱立即到医院复检取药,我在楼下院子里和非法软禁我们的警察力争。便衣警察们一次又一次地劝我们到小屋子里去谈话,我不同意:“我说的话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就站在院子里。如果我们犯法了,你们把我抓去坐牢;如果你们要软禁我,出示法律文件!现在什么也没有,凭你们一句话我就不能外出?”为了对付胡佳和我,他们已经安排了十几位人高马大的便衣在院子里,还把院子的铁门关上。邻居们远远地看着,几个邻居还试图把狗溜到我身旁,听一听国保的说法,结果那些便衣警察对他们说:去去去,不关你们的事。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尽管我清楚自己40公斤的身体,无法冲出“重围”自由外出,可是胡佳的身体不能耽误,必须到医院取药。于是一再地争辩,站在院子里大声说话,甚至准备好了回家取茶水点心遮阳伞,然后坐在院子里和他们消耗。三个小时后,国保终于同意胡佳去医院,四辆车贴身跟踪。无论如何,胡佳和我的力争保证了胡佳去医院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远远静静围观希望了解真相的邻居,无形中加重了我们谈判的筹码,某种程度上击败了国保的非法行为。几天后我才从邻居处听说,当天早上外出上班的人看见我们被拦截在院子里,给家里的亲人打电话让出来“看一看”,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发现了,国保原来只能在阴暗的小屋子里和公民——也就是国家的合伙人“谈话”,他们威胁我的朋友和邻居们“禁止公开谈话的内容,因为这是国家机密”。这一帮吃着纳税人血汗钱的警务人员,用国家的名义,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经不得任何阳光的照耀。我们每一个人合伙人,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要义就是要求了解真相,就像店老板要求看商店经营的账本一样天经地义。

 

可是个体公民之于国家,是多么弱小的合伙人!弱小到连了解真相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尽管被个别把持商店的合伙人欺瞒、压制,我们还是要一点一点地争取、维护自己作为合伙人的权利。就算完全没有获得合伙人权利的可能,也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示不服从。

 

请不要放弃自己作为合伙人的权利,美好的自由和尊严从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送到眼前的。维护自己作为合伙人的权利,才有可能驱逐把持商店的少数。就像陈光诚所说:“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幺?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咱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社会改变好了,形成良好的运转机制,就可以防止和制约少数把持商店的市霸,合伙人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庶民的不服从

昨天在餐馆前举着纸牌抗议国保的便衣警察“欺侮妇女,可耻”后,我把纸牌放在车上能被车外的人看见的地方,和胡佳开车回家。国保的两辆车仍然紧紧地跟在我们的车后,中间偶尔插进来别的车,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探着脑袋看我们车上纸牌的字。

早上据说监视的车仍然停在院子里,今天在家办公忙了一会儿,11点才下楼外出。发现平时跟踪的车不见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把车开出老远,都没有看见跟踪的车辆,我才肯定地告诉关心的朋友:跟踪的车辆和彪形大汉不见了! 

今天好多位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和我联系,其中一个朋友说当他看到我举着纸板的照片,“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便衣警察们今天消失了,我很高兴,为我们的国家高兴,觉得我们的国家也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可以说,昨天我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起作用了。监视我的“工作”肯定还在进行,但至少是在我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下午阿姨到我家,说楼下有男人问她是不是住在四楼(目前四楼仅有我们一户入住),不知那问话者是不是便衣警察。

在我所知的情况中,有几百个人被国保/国安骚扰过,最轻的是被找去“谈话配合”,严重的要么被警告威胁、要么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软禁、要么被失踪,最严重的是被国保/国安陷害失去生命或长期的自由。成功拒绝国保/国安骚扰的案例,少之又少。最典型的是彭大侠。便衣警察找他“谈话”,他曾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结果对方得寸进尺。彭大侠彻底失望,终于在被便衣警察贴身跟踪的某天,举着菜刀狂追便衣警察,以致把便衣警察吓破胆,再也不敢明目张胆。从此以后凡是警察找他谈话要求配合,他拿出“双掉政策”——两条腿的砍掉、四个轮子的砸掉,肉眼能区分男女,刀子从不认男女。然后在小区里贴《纪念刘和珍君》,某日徒步去某地,为的就是纪念。当然不是特意为了干什么,而是作为普通的有历史记忆的公民,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还邀请警察一起干,把警察吓得半死。彭大侠是那种气宇轩昂、一身正气却又怪招百出的亦勇亦谋之士,有先秦剑客之风,我佩服得不得了。但是他的方式,是学不来的。 

听说许多优秀人士的妻子都被国安/国保找去谈话,希望通过妻子给他们的丈夫施压,达到与当局配合的目的。他们单独找我正式“谈话”只有我念大学时唯一的一次,党委书记受国安“委托”与我“做思想工作”,要我远离胡佳。胡佳经常出事,我很担忧,在多次与国保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彻底不对他们抱任何幻想。我认为任何屈服与所谓的“合作”,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对方更加得寸进尺地压制你,对你予取予求。当然,激烈地对抗,也会带来非常糟糕的结果,两败俱伤。所以我选择了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为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不满和耻辱。陈光诚曾经说:“人们常常会把抱怨世道的不公、世道的黑暗,很少想想自己都为改变这些不公和黑暗都作了些什么?一个爱憎分明的眼光,一句公道的语言,都会是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力量源泉。”是的,非暴力的不示弱、不服从,保护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如果我们自己不放弃捍卫,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欺侮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压制的不服从,那么社会上不公正和黑暗的事件就会少许多。在指责批评黑暗不公之前,我们先站在镜子前,看一看自己是否是那黑暗不公事件另一股暗流。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可是我努力做到大声地说出我看到的事实,本能地对所受的欺压做出反抗。

下午三点半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山东警察带去,到现在还没有自由。第二批去山东的律师,今天一到临沂,就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受伤,律师拨打110,却被变相羁留在派出所到现在,一整天无法开展工作。看守陈光诚妻子袁伟静的警察和便衣,整个村庄已经多达80人,邻近也散布了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据看守的人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顾一切阻止袁伟静与外界接触。我竟然一点都不慌张,我觉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山东警方最后的挣扎。因为他们试图用“涉嫌扰乱正常生活”的罪名来拘捕李劲松律师,这不是最新版的《拍案惊奇》吗?当我写到这里,收到律师团的消息:“张立辉律师:公安局来了几十个人,公然抢了律师的照相机摔了,即使能回也回不来,请大力关注!”(2006622星期四晚2249手机短消息。)哎,事情竟然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北京的律师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们会一批一批地把最优秀的律师送到山东为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这一群知识分子和专业律师,分散了是普通弱小的公民,他们用最温和的方式,甚至以准备好了挨打的姿态,忠于自己的职业,默默地表达了对压制和迫害的不服从。

欺侮妇女,可耻

我首先声明,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一个被无故欺压者的本能反抗。
 
早上外出上班,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今天他们该走了吧,不跟踪我了吧,我该放松了吧!可是下楼希望就破灭了,便衣警察的车子正对着我家所在院子的大门,我开车离开家,两辆车一灰一白跟上来。走到北关环岛附近堵车堵得厉害,我下车走到紧贴着我的车子跟前,看每一辆车的车牌确定是否和昨天的一样。车子里的人很慌张,把遮阳板放下来,不让我看他们的脸。
 
中午吃完午饭我拿着背包从办公室下来,那帮便衣警察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快又下楼,直到我走到车子跟前,才惊慌失措地遮掩,可笑的是,副驾驶位置上的便衣,手里举着扇形的扑克牌,想必当时他们正在玩扑克。
 
下午我做了泡沫塑胶的牌子,上面写着“欺侮妇女,可耻(Shame, to insult a woman)”。如果便衣警察再如此步步紧逼跟着我,我必然反抗。
 
国保的便衣警察还是紧紧地跟着我,我没有办法,下午见了朋友,一起吃完晚饭走出餐厅,看见车子停在门口,我拿出牌子,什么话也没有说,站在车前让对方看见牌子上写的字。司机启动车缓缓地一次又一次冲撞我,我站不稳了,可是竟然一点也没有害怕,依旧默默地站在,让他们看见我写在牌子上的心中的想法“欺侮妇女,可耻”。
 
我觉得一切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我报警吗?报警可以让跟踪者远离我吗?没有人可以替我解决问题,除了我自己。我的丈夫帮我拍了照片,我只是不平则鸣,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驱逐这叮着肥肉的苍蝇一般的跟踪者。
 
晚上袁伟静给我电话,告诉我她焦急无法入眠。因为陈光诚的妈妈今天开始腹痛、呕吐,看守软禁她的便衣,就是不让陈光诚的母亲到医院就诊,推脱要向上级领导请示,说明天可以带老人去医院。刚才再通电话,依旧腹疼、呕吐,老人说心脏也开始不舒服,可是还是她还是被禁止去医院就医。这是什么世界?我的眼泪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