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时候 我们谈论什么

Text by 曾金燕

本文精简版发表于《号外》2014年3月刊 

l   前言

l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l   女儿身

l   性道德律

l   性紧箍咒

l   性摇钱树

l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l   参考目录

 

前言:

 

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24分钟的新闻片,以暗访、偷拍方式曝光广东东莞色情业:《管不住的“莞式服务”》。这条新闻拉开了新一年中国当局运动式“扫黄”的大幕,从南到北,XX夜总会被查禁,XX小姐被抓,XX公安被拉下马的新闻每天都见诸报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扫黄”却在民间掀起一场有关如何看待性工作者、性产业的大讨论。讨论最初发生在两极:一极说性服务违法且败坏道德(官方媒体),另一极说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强,东莞要挺住(网络舆论);而后,更多更富有层次的调查与讨论浮出水面。官媒和坊间争相谈论“性”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十七八岁的江西妹子青,圆润丰满但不肥胖,皮肤白皙柔软光滑,自然卷曲的黑发下垂,慵懒地盖住脖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告诉我男朋友不日从江西老家来小镇看她。青起身,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弯腰朝静静流淌的溪水打去。小石子在水面弹跳了四次,才沉到水底。隔一周在溪边,青依旧打水漂,脸色沉郁地看着它沉入水底。男朋友回去了,她给了他一笔钱,支持他做“生意”,剩下的钱,她寄回老家。江西革命老区一间普通的泥墙草顶屋子里,她的钱不够老老小小开销,却也足以维持着活下去。家里的梦想,是尽快起一栋楼房,给哥哥和弟弟娶媳妇,如果还有钱,给爷爷奶奶治病。

 

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我找青玩,撞见班主任尾随她进入饭店后的平房。老师和青不知道我远远跟着走到平房的窗前,又飞快地跑了。再到溪边,我对青说,表哥们不从女朋友那里拿钱,我还告诉她,客家人可以相互帮工一起建大房子,不需要很多钱

 

我的家乡是一个南方贫困县里相对繁华的小镇,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有规模不大的国营煤矿和水泥厂,以及一条国道穿过小镇通往象征发达世界的广东。国道意味着运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青是九十年代涌入小镇散聚于各种发廊、饭店成百上千的女人之一,生活在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常生活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当地生活时间长了,她们中不少人混迹于本地操持家务农活的客家女无从辨别。青姐姐们青阿姨们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不等,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江西,以及本县北部山区更加贫困的乡镇。邻里的闲话,除了谈她们家乡的穷,还有等着寄钱回家的家长、丈夫、男朋友,和牵肠挂肚的孩子。许多人誓言挣够钱了,还债了、添置嫁妆了、盖房了、父亲的病治好了、儿女毕业了……她们就不干这一行了。事实上她们一年年回来,或者去了更远的南方。有时候她们的家人来探亲,丈夫与她们过夜,然后带走一笔钱。钱很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数目。

 

家乡小镇只是整个九十年代“发廊”、“饭店”作为性工作场所遍地开花小镇的一个缩影。2008年前后对珠三角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显示,受访小姐们绝大多来自乡村和小城镇,她们中许多人初中辍学,家庭年收入非常低(低于3000人民币)。金融风暴导致2000万工人失业,更多的女工流入性产业,成为中国大陆600万性工作者中的一员[1]。放在今天的语境,青们是中国2.6亿农民工的一分子,她们来自荒芜凋敝的乡村或小镇,留在繁华现代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的经验可谓老掉牙,却不断重新上演。离开家乡对这些女人意味着用身体或劳动换取金钱,把自己从原有的不幸生活中购买出来。

 

再频繁见到青姐姐青阿姨们时,已经是2002年夏天在南方某市的女子收容教育中心。她们吸毒,从事性交易,进入收容教育中心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大多数再回到吸毒和性工作的生活常规。她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补偿罚款和进收容教育中心而损失的、欠下的金钱。

 

2003年见到青姐姐们,她们已经是更精明也更伤心欲绝渴望结婚的女子。和工厂里大量来自港澳台的工程师、销售、经理或老板一起,住在深圳工业区的各种新建商品楼中。湘妹子美玲非常喜欢给“先生”买苹果牌的衬衣和裤子:“有品位又不太贵!”我们一起坐车去虎门和中山逛街购物,她们张罗着公寓里的一切,家俱是否合意,灯光是否浪漫,衣服是否得体,“先生”们的胃是否满意,准备生几个宝宝,如何更好地与生意伙伴们社交。二奶村里最多的八卦,是谁的“老公”保证和台湾的大奶离婚,谁的“老公”回台湾后杳无音讯,谁的“老公”是书呆子绝对不会抛弃楼里这一位,谁今日哭泣断肠,而从跳楼老乡那里总结的教训是:不能对“老公”太好,一定要控制银行账户……

 

最近一次见到的,是美丽能干的虎姐姐。她常住南方,往返香港,在北京有一辆越野和一辆宝马,在中原某地经营矿业。每次开车去北京国际机场接机的男人,是中××委副主任。虎姐姐在随行的女朋友脸上亲一口,对我笑:仰慕者而已,不是情人,他帮我做生意,不要乱想。

 

女儿身

 

青姐姐们在家乡原有的不幸生活,是女儿身在城乡鸿沟前的当代悲剧。新近对珠三角小姐的研究发现,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小姐们进入性产业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一旦挣扎着逃离式地外出,她们几乎都不再选择返回家乡或原有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去。她们从性交易中获取更多的物质、性和情感资源,提高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他只要我做一个乖乖顺从的女儿。

爸爸,给你多少钱才会同意我嫁给他而不是他?

他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当老大,对妻子一点尊重也没有。

他留她在家中一成不变地担当贤妻良母的功能。

他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三十多岁了还只能依赖别人生活,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

 

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在中国并不是古老遥远的传说。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溺婴和瞒报女婴,是中国人口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女孩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被放在兄弟的需要之后。就学和就业没有平等的机遇,好不容易有一群“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女子,二十多岁就被教育部定义为“剩女”。无论“激进”抗议还是“理性”呼吁都已经17年,与强奸罪名相互抵触的、认可儿童性交易知情同意权的“嫖宿幼女罪”依旧未能从中国《刑法》360条里废除。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物质、劳务、精神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得不到认可,2011年司法部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不动产判给产权登记一方,根本不考虑广大农村妇女面临离婚时净身出户的普遍可能性。社会无有效机制保护亲密关系里受暴力伤害的一方,导致李彦在屡屡忍受家暴求助派出所、医生、妇联无门,在遭受再一次暴力威胁时激情举枪杀夫,2013被最高法院复核批准死刑。同年,父亲因不堪忍受儿子索债辱骂杀子分尸一案,被判入狱十年。

 

东莞扫黄新闻出台后,性自由和性交易权利成为公共关注的一大热点。关于产生小姐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性别的中国现状却未得到充分探讨。同为小姐,乡村中的女儿比城市中的女儿更不具资源和机会。但毫无例外地需要问一问,是怎样的性别歧视压迫经验、亲密关系中僵硬陈旧固化的性别角色,和如何有限的人生发展机遇,促使她们选择性交易作为人生上升的可能阶梯?身为女儿,不幸者沉默或死亡,或成为性工作者,获得相对的人生自由。但讨论性工作在中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仿佛是经济学里探讨自由市场时,光讨论研究问题而将此问题必须依附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条件忽略不计。性工作者们何时在健康、教育、家庭处境、身份地位、年龄、发展机遇、社会保障等等条件与其他工作者的差异缩小到不明显?

 

除了经济需求,都市梦、现代梦和期待更浪漫多元的亲密关系是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其他动因。获得独立启蒙的女子通过性工作获得的资源为自己的生活添色,并试图通过自身而非婚姻伴侣来保障未来的生活。表面看这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深层次里依旧是性别不平等通过城乡不平等扩大化的产物。身为小姐和外乡人,背负双重歧视的她们,对未来稳定的更好的生活的期待难以实现,往往卷入毒品、赌博、黑社会操控,陷入被利用剥削的感情关系里而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性道德律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相互攻击对方性乱,冀图通过性道德正确为自己执政增加合法性。中共上台以后,开展包括根除妓女等运动,从未放松对性道德的管制,从而确定新政权下民众需遵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压制欲望,瓦解自我,抹杀个体,提倡集体,一元关系,绝对服从。道德主体在规训中建立并进行自我改造,以符合官方提倡的道德律,避免受到惩罚。道德主体化需要通过完整的体系和机制运作来实现,其中包括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政府法律和宣传政策上对无直接受害对象的性活动(性工作、色情活动、群交等)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对非婚性关系进行道德谴责,更无措施保护非婚生育的儿童权益。中国现实状况是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扫黄只能扫扫市面上的黄,却根本不能触及官场上权钱色交易。女人成为官员、商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品,被包养的女子每月2万元生活费从何而来?《中国式情人》为官员的二奶们勾勒出肖像轮廓[2]。有朝一日官员们即使因“反腐”被审判,大多数官员在权色交易方面的罪行会被轻易放过,至多“作为生活作风有问题”提及。而1997年“嫖宿幼女罪”引入刑法并至今不能废除,一种广泛的猜测是立法者投权势者所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与处女幼女性交越多,越彰显其男性气质和权势之大。这是当代中国版的“体位相似”原则。免费索取、购买、交换和抛弃女人提供的性和情感服务,对男人是有利的,多多益善,彰显了男性的身份地位和权势,将会使男人的事业生活更加兴旺发达。

 

随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带来的自由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专政统治者使用更灵活的社会治理策略时,来自压制对象的抵制也日益增长,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言论审查的窗口期,提供了草根民众公共表达的可能性。央视播出谴责莞式服务的性产业偷拍视频,来自民间挺东莞的言论瞬间在社交媒体上汹涌澎湃,形成可以与官方价值相抗衡的“民间”话语空间。公众一则不满央视以媒体面目出现却丧失职业道德,二则不满政府操控媒体对民众进行性道德训诫进而侵犯公民隐秘的私人空间。三则公众对性商品化、性交易的事实认可已经大大超过从前。第五个原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性”在公共话语体系存有禁忌,关于它的讨论与事实真相关系甚少,更多的是一种浸透了权力关系的话语披露。从CCTV播放薛蛮子坦白“性乱”的认罪视频,到对“莞式服务”的指责,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当CCTV谈论性的时候,它究竟在谈论什么。央视报导引发的众怒,是公众情绪化、简单化、符号化表达反对CCTV一贯代表的官场文化和公权力腐败。包括普遍缺乏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语境下,公众对谁有性自由的羡慕妒忌恨,对谁享用性服务、谁从性产业获益以及谁从扫黄中受益等权力关系的想象和谴责。例如能够逃避司法惩罚,或勉强用“嫖宿幼女罪”规避“强奸儿童”罪行的,大多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中有权势者。但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关注,未必就普遍存在“东莞挺住”的考虑范围内。

 

性紧箍咒

 

人们多健忘,珠三角地区持续十多年的「禁摩令」以及随后蔓延各大中城市的禁摩运动已经淡出公众视野。此次东莞扫黄,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当局在禁摩运动中使用警察力量、宣传机器和群众动员等相同策略。2011年3月吴邦国宣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建立,但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的首要任务,依旧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和保障其权力正常运作,而非部门的职业化专业化操作。东莞出动6525名警察查封12个色情场所,一周内其他九个省份接连开展高强度突击扫黄,其中成都和哈尔滨出警量分别高达6000名及5000名。从正常国家的警察治理角度来看,未免太过荒谬。即使纵向对比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措施,此次扫黄运动中的粗暴、动用警力之多、短期内涉及地域范围之广,彰显了专政政府中央集权的调度能力,反之可以看作是政府有效治理社会能力的倒退。

 

扫黄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官方日程,因为本质上性商品化、性自由化是对专政统治的重大威胁。满足隐秘的性欲望而创建的相对自由的自我,加速一个社会的政治自由进程,挑战专政权威。性交易自由使得民众获得更多的身体和经济主导权,并伴随着对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要求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尽管男女在这种权利面前并不不对等。因而频繁整治色情产业是中央政府控制性道德和性文化从而确定公众行为规范的一个具体策略。

 

性摇钱树

 

地方政府却另有考虑。综合不同的数据源,保守估计性产业在中国达到每年5000亿产值的规模。地方政府除了能获取性产业(宾馆、餐饮、直接和间接色情服务以及性产品生产销售)对税务、消防、卫生等部门的税费贡献,每次扫黄运动中,还能从贿赂和罚款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拒绝放弃巨额的贿赂和罚款,是性产业合法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例如依据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每年有1.8万-2.8万女人由公安机关决定送到收容教育中心改造学习,生活费自理,收容期限从6个月到2年不等。这些被收容教育者的日常消耗、所从事的生产收益及为提早释放付出的贿赂,数量巨大却含糊。而管教和被收容者都清醒地知道,她们一旦获得自由,重操旧业也许是能有的最好选择。

 

地方官员在对性产业事实上的管理中,模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维稳为国家首要议程,并在使用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情况下,当局开始使用变通手法来治理社会,甚至将维护社会稳定进行商品化,以取得暂时的表面稳定。此政治语境下,扫黄运动生生不息,性产业越来越兴旺,以空间的转换和形式的创兴面貌出现。香港媒体忧虑性工作者大量涌入香港即是一例。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性工作当然是一种复杂的自由选择,如果它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性交易中自我如何客体化进而商品化的哲学议题,有待另起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探讨。目前人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时,大多还停留在承认性工作者作为人生而有之的普世人权的阶段。使得我不禁思考需不需要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将“不分是否从事性交易”这一身份特别提出加入“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中国政府会放松对性自由的控制吗?它是否愿意尊重具有知情同意的性行为,保护公民远离性侵犯、性压迫和性剥削?它是否能尽快将无受害者的性行为,如基于自愿的成人性交易、色情活动、群交,去罪化并免除道德谴责?它能否分级管理文化产品,以避免色情产品在青少年中过度泛滥,同时又不阻止成年人消费具有色情内容的文化产品?它能否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建立全面的防止性侵犯保护网?

 

不扫黄时实质上已经对性产业进行黑白通吃的管理,扫黄时“越扫越黄”黄色产业越来越发达的事实面前,中国政府是否考虑放弃扫黄带来的经济收益,一方面打压组织化卖淫、毒品交易和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控制,另一方面改变心态,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和安全保障?香港的一楼一凤加上性工作者自己成立的组织和协会,也许是中国大陆可以参考的过渡模式。

 

参考目录

Ding, Yu. “Negotiating Intimacies in an Eroticized Environment: Xiaojies and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3, no. 1 (2012).

Foucault, Michel.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1990.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2013): 1475-508.

Sigley, Gary. “Sex, Politics and the Policing of Virtu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 2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43-61: Routledge, 2006.

Xu, Jianhua. “Authoritarian Polic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Motorcycle Ba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013): 1-22.

Zeng, Jinya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Ai Xiaoming’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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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唯一的表达

曾金燕  2014年1月4日于香港

法语名:La vie d’Adèle – Chapitres 1 & 2

英译: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

港译(译自绘画小说原著之名):接近无限温暖的蓝 (本文正文皆简称《蓝》)

中译:阿黛尔的生活

导演:Abdellatif Kechiche

201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不好意思地告诉几位朋友,自己已经三次进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看《蓝》了。一位朋友回应说:这么巧,我也看了三次。一位看了两次的朋友说:我们一起再去看《蓝》吧。

 

高二少女阿黛尔主修法国文学,香烟与性在法国校园并不是青少年的禁忌。在街头与一位蓝发女子擦肩而过,相互回望,渐行渐远的阿黛尔突然脸红。与交往的男友上床后阿黛尔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在假装。因为街头偶遇的瞬间,印证了电影开场文学课上老师的讲解,一见钟情的刹那,主人公为何描述内心似乎缺了一角?无法认识留住陌生情人的遗憾,使少女阿黛尔不能保持与男友异性恋情爱。阿黛尔作为学生和毕业后当老师的课堂朗读分析文本的场景一共出现了四次。连同在公园、排队等场所关于哲学、文学和绘画艺术的文本讨论场景,完成了电影的结构,诠释了导演关于日常生活电影镜头背后的逻辑,包括那注定要发生的悲剧。

 

悲剧与生俱来。阿黛尔与爱玛相互到对方家吃晚饭过夜,从食物的准备,父母与女儿两代人之间的闲聊,以及入夜不同的做爱入眠方式,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揭示了阿黛尔与爱玛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预示了爱玛最终的抉择。阿黛尔的情商令她敏锐地感知他人、理解世界,确立她与众不同的哲学态度,但却无意也无法在言语上与外人交流。之前的萨特哲学讨论也罢,之后的埃贡艺术探讨也罢,阿黛尔并不了解也无兴趣了解。她的身体即是她狂热、深沉而执着的爱的表达。爱玛屡屡在家人朋友面前巧妙地为阿黛尔辩护,试图树立阿黛尔具有艺术和文学天分的形象。阿黛尔却无意艺术圈的躁动与喧嚣,真诚地以为赞赏爱玛的画廊老板是爱玛的朋友。爱玛解释,那只是生意关系。庆祝爱玛画展的派对上,丽丝舔叉和手上的意面酱汁的镜头,已经将她与爱玛间的情欲阐述作出铺垫。后来冲突中爱玛怒吼要阿黛尔滚出去,看似是由于寂寞中阿黛尔与男同事上床带给爱玛伤害。实质上爱玛戏剧化的反应,暗示了急于成为万千宠爱画家的她,在精神上,或许包括肉体上,早已背叛了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想要做老师、对公开写作和出人头地毫无兴趣的阿黛尔。爱一个人,纵使受伤痛苦,还是会千方百计地接近她,留住她,包容她犯下的错。而不是流连于与新欢的合作,让还在同居的旧爱孤独寂寞。也不会只在乎用电话与他人吵架,而完全忽略身旁阿黛尔的感受和她准备的咖啡与面包。更不会一旦对方出错就立马一脚永远踢开她。但阶级鸿沟带来的情感剥离在镜头里是间接隐晦的,给了观众多重阐释的空间,要么为爱的炽烈、纯粹和脆弱伤感,要么为爱在阶级差异面前不堪一击悲叹。

 

三个小时的影片中,摄影镜头十之八九直接呈现人物的大头或裸体特写。演员的表演功力经受住了长时间近距离镜头的考验。模仿纪录片的镜头手法,手持机拍摄的连续镜头造成的抖动或快速切换场景,建构了另一种影像的真实,令观众与片中人物感同身受。导演借文学课的文本之口,声明这是一个女人以第一人称讲述作为女人的故事。摄影机长时间捕捉忧郁敏感阿黛尔微翘的双唇,突然发红的脸颊,迷离的眼神,欲罢不能的痛苦,以及她与爱人的性爱裸体。据说这正是此片引起公众批评的地方:摄影机是否利用压迫了女性身体?长时间的性爱及裸体呈现,是色情还是艺术?

 

阿黛尔从不觉得自己是充满表达欲望的优秀人体模特或具有写作天分。对她来说,与爱人在一起,一切自然而然并且心满意足。见到爱玛第一眼起,她从不怀疑自己对爱玛的爱与要在一起的欲望,但却极力在同学面前隐藏。而爱玛没有捕捉到在公园道别时阿黛尔凑上来想要接吻的双唇,虽然分别后也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阿黛尔。但已经动心的她还是需要确认阿黛尔和她是否同一类人,爱女人的女人,爱爱玛的女人。艺术学院的学生爱玛,尽管早已公开女同性恋的身份并得到家人的接纳与支持,却常常不自信,为阿黛尔在家人亲友的表现暗暗不安羞愧。而阿黛尔的枷锁,是绝对不愿意公开自己对女性的欲望和与女人同居的事实。隐瞒对象包括她的同学、同事和父母。

 

理解爱玛的羞愧与阿黛尔的枷锁,就不难理解阶级差异对她们各自的意义,因而理解片中的女性身体和裸体性爱。街头游行的场景已经解释法国社会在公共空间对不同性倾向一定程度的包容,但女同学们对阿黛尔性倾向的拷问,及工薪阶层的父母对阿黛尔的“补课老师爱玛”是否有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工作的紧张,已经揭示在私人空间里,阿黛尔承受的压力和并无太多选择的现实。只有在最私密的空间,与爱人做爱的床上,她才能完全地狂野地释放自己,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给爱人。与人交流时,她难以解释自己对爱玛的爱,不明白为何自己只想与爱玛在一起。爱玛潜意识里认为阿黛尔缺乏中产阶级或者精英阶层所具备的学养和艺术修养,几次试图推动阿黛尔朝自己阶层发展但被拒绝,她的创作激情源于对阿黛尔的身体和阿黛尔自身无法言说的魅力迷恋。但画作完成后,她选择了同是画家的丽丝。爱玛与丽丝的性生活,是勉强的,无法与她和阿黛尔的性生活相比。当爱玛为阿黛尔作画时,爱玛标志性的蓝头发已经被剪去。金发的她,用语言和绘画继续行走她的路,在名利场打滚,随时准备用语言对人解释她的画作,她在画展上对询问者说:这是我在现场的原因。而阿黛尔,身体依旧是她唯一的表达。阿黛尔的身体,指的是广义的身体而非仅仅性爱的身体。她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于嘴的咀嚼、抽搐,皮肤的轻微泛红,头顶发结的拉抽,轻轻敲击玻璃酒杯的指节,和无法抑制的眼泪鼻涕。阿黛尔本身就是电影身体语言的代名词。

 

这就不难理解摄影镜头如何一次次无限接近片中人物的脸,镜头缓缓地在交欢的肢体上游动。这是阿黛尔在公共空间的敏感和脆弱,也是她在绝对隐私空间对身体的自信与解放。温暖的蓝,视觉上是爱玛的头发,本质上是具有无限感知和回应能力的身体,阿黛尔的身体。

 

长时间女女做爱的镜头和男女赤裸做爱的镜头估计无法通过中国大陆电影审查。倘若剪去这些影像,电影的结构和身体语言的强烈风格无法得到保全,整个影片失去内在逻辑和影像魅力。阳具崇拜者将会在这部影片中得到挫败感,因为他们无法理解阴茎不参与的情况下,女人如何在生理上达到阴蒂乃至阴道高潮并且高潮迭起,更无从理解女女情欲的实现。但此片关于爱情和情欲的表达,超越了性取向,不仅限于女同性恋的,是普世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I]

 


[I]关于此片制作中产生的道德争议,作者将另撰文探讨纪录片与剧情片制作发行过程中的伦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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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天註定

Text by 曾金燕 /《号外》2014年2月刊

個體獨立意志從朦朧誕生的那刻起,便要反抗天註定。不管這個天是不可知的命運、萬能的神、揮手可將你壓成齏粉的政治與體制、無孔不入的市場,還是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女子要獨立,更是一場戰爭,無論是否看得見硝煙,不分公私領域,沒有中場休息。

 

式凝的生平,我略有耳聞。自傳付印前,出版社內部出現爭議,認為不該出版不道德女人的作品。自傳是作者與自我一次誠懇深入對話的機會,但是,把親密關係展示給公眾作為探討文本,她的糾結與挑釁,她對親密關係的拷問,對性的可能性的探尋,文字上將如何取捨?在中華文化及教會勢力強大的社會裡談性,性的多面向往往被簡化為性交行為,道德判斷被放在第一位來衡量。現實生活中有交集的讀者,又如何理解自傳文本裡建構的何式凝?

 

作為異性戀的女子而選擇獨立並且獨身,式凝公開宣稱自己的存在,還擊他者的眼光,挑戰表面井然有序的香港。這選擇本身意味著全方位異議,在不允許多元的環境裡,註定孤獨。她在書中坦陳獨身女子的種種恐懼,為優雅地變老死去做準備。

 

式凝與無處不在的不公鬥爭,更是在與自己鬥爭。成長在所反抗的體制與文化中,想要剝離反抗物件留在你身上的烙印,何其困難。自我質問的文字外,另外一個式凝不停地對她說:不如停歇,不如妥協,不如順服,不如享受你已有的一切。

 

家庭是獨立意志的第一個戰場,幼兒時期的式凝,你究竟是站在辛苦持家的媽媽陣營,還是站在溫文卻賭博的父親陣營?入夜你要依偎著和藹年邁的祖母入睡還是與兄弟姐妹們共擠上下床?你想愛每一個人,協調不同陣營的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讓每一個人都得到接納與認可,但事實上是不允許的。父親已經是被母親主導的家庭定義為失敗者並最終被排擠在家門之外。有些手足選擇不去探望被送入安老院的父親。八九六四發生之後,式凝親手讓父親簽署與母親的離婚協定,以辦理全家移民加拿大的程式。

 

身處殖民地保守教會學校的青少年式凝,一顰一笑處於無所不在的監視和規訓中,但最後也未能成長為稱修女校長心意的“淑女”。基督團契的友愛與互助,需要你交出自我為代價。如果你被認定為不是基督徒,你已經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式凝反而認為自己某種程度上是真正的基督徒,與上帝直接交流的堅守信、愛、望的信徒。

 

成年後苦戀的男朋友後來發現是同性戀,糾結二十年未能徹底放下。在如父如兄如導師的男朋友設置的把手一分鐘上限裡,愛的人比被愛的人更加無私給予更加心胸開放也更加深受傷害。多元性關係的實踐中,終於有一位長期隱形的至愛情人,卻是已婚男士。她否認這種“至愛”,冷處理的文字裡壓不住行行柔情蜜意。

 

書中大部分章節,式凝都用節制的筆法處理親密關係中恐懼與不被認可接納的創痛,十分可貴。她的焦慮代表了香港普遍的焦慮,是我所抵抗的香港的縮影。那是令人窒息的快速及密集,是金錢購買生存之昂貴,是身在體制內急功近利需要不停地認可存在價值。奮力反擊時,孤獨的反抗者難免過分專注於反抗物件而忽略了當下周邊的風景。想要心靈雞湯的讀者,恐怕難以從這本書裡得到滿足。此書是自傳,是作者自我分析、詮釋的學術文本,更是觀察香港性別政治的極佳視窗。

 

Box

《我係何式凝,今年五十五歲》

何式凝著 韓麗珠譯

三聯(香港)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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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主义纪录片·作者与观众

此文是我2013年为《电影作者》第四期写的一篇短文。因近期的一些经验,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翻出来与读者探讨。

《太石村》(艾晓明,2005)和《小鬼头上的女人》(杜斌,2013)[1]的播放经验里,我多次听到这样的反馈:为什么不把它剪辑成十分钟的片子呢?十分钟的片长足以将事件全过程或被迫害者的经历等信息传递。可不可以剪辑一个短版本?否则(西方)观众没有耐心看完片子。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网友突击探访刘霞的4分12秒的短片(胡佳,2012),我剪辑了无字幕的中文初始版本,人权机构对中文版加英文字幕时,结尾的敲门声与多只脚驻足于凌乱鞋子门口的片尾被剪掉,取代的是一段文字说明。对话被有选择地翻译,一些对话原声保留了却未提供字幕翻译。西班牙文、法文等多国字幕版本都基于英文版本(4分27秒)所做。刘霞情绪的戏剧性变化、探访者与看守的冲突、探访者和刘霞的应激反应过程都在翻译版本里被简化削弱了。长期软禁对个体造成的心理、精神影响,刘霞和探访者突破封锁见面的政治处境和可能的政治后果,都在外文版本里被弱化甚至忽略了。翻译版本里添加的文字字幕介绍了刘霞的身份及软禁背景,强化了她被软禁的事实[2]

这些都提醒我:为什么行动主义纪录片(activist documentary)不同于新闻短片(newsreel)?作者们为什么要做行动主义纪录片?

张真在《艺术,感动力,行动主义纪录片》(Art, Affect, Activist Documentary)[3]一文说:这里“行动主义者”(activist)并不全然等于“维权”,即有周密计划的社会方案或者组织化的行为,而更多指向出于同情心的互动关系和主动采取行动的立场,通过了解事实调动感动力来触发改变社会的愿望。而纪录片,固然有多种类型,但作为电影形式,毕竟还是通过影像画面和声音(原声、评论、音乐)来记录、再现现实,传递信息,感动观众,建立观众与电影主题、人物和事件的个人连接。

此文所探讨的行动主义纪录片,范围仅限于艾未未、艾晓明、何杨等导演创作的几乎是即时发布、通过网络公开传播的、冀图影响正在进行的突发社会事件的纪录片作品。吴文光等作者所作的时效性较弱的行动主义纪录片暂时未纳入探讨。

新闻短片对社会冲突的报道,经常使用的方法是预设观众对事件一无所知,评论员在流动的图像上加以解释。影像往往选取最为惨烈或悲壮的片段,往往指出最明显单一的肇事对象,而不给出充分的影像说明,来牵引观众情绪发展,促成对社会事件复杂成因更加深入的理解,建立与观众的个人联系。新闻职业的“客观”、“中立”要求报道平衡可能呈现的各方观点和法律上不造成争议的内容。新闻的言说,往往简化了它所报道的社会现实,是高度压缩的信息罐头,大量社会真实在短平快的新闻选择里被遗弃。新闻本质在于信息传递,在美学质量、创新呈现和刺激、挑恤、挑战社会方面是相对保守的。在实施新闻审查的中国,社会冲突在外国媒体为外国观众所做的新闻报道中,社会真实的过滤、损失和遗漏更加明显。

主人公从头到尾说话的影片(talking head)也能自成风格和极具感染力。但采用新闻短片的方法,将大量导演的评论性、解说性文字和语言加入影像以传递信息说服观众的影片,对与观众的互动假设降到最低,有时难免要问:电影形式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不干脆写文章?它假设观众无能力通过摄像机或他人的眼睛,对所看的景象产生互动和理解的能力。

这就不难理解行动主义纪录片作者为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纪录片,通过呈现“底层”(subaltern)的处境,来建立与观众的感情连接,进而达到激发观众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目的。行动主义纪录片的呈现方法,一种是政治的呈现(speaking for)——从政治的角度,纪录片作者为底层说话;另一种是美学的呈现(re-presentation)——在艺术和哲学中再现,让底层人自己说话[4]。葛兰西认为底层是在公众注视眼光之外的人群。斯皮瓦克则认为穷人弱势群体并非天然是底层,真正的底层在社会阶层流动中没有上升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斗争的途径。那些政治呈现作者认为,底层无力为自己说话,因此他们必须被呈现、被言说、被表达、被代表。导演与片中人物之间的权力本身不平衡,在影片拍摄制作过程中,导演们是否以施恩者或上帝的姿态出现,操控纪录片的呈现对象(底层)进而操控观众?这是纪录片伦理反复探讨的问题之一。斯皮瓦克尖锐地批判,能够为自己说话有稳定收入的政治呈现作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以代言底层为职业的“流散者”。事实上流散者们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利益而非底层的处境。新闻工作者谈论社会底层的不公时,已经首先是“流散者”的身份,是否能够突破局限达到美学呈现,在职业新闻报道的框架下难以实现。美学呈现作者认为,底层人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独特的,需要在艺术或者哲学中再现。斯皮瓦克最初所谈的“底层”是一个个案: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被指责未婚怀孕,于是她在月经来的时候上吊自杀。这个女孩用死亡言说自己的清白表达对压迫的反抗。行动纪录片语境里,美学呈现作者的使命在于,如何在影像中再现女孩自己的声音与反抗。赵亮的《上访》(2009年)、冯艳的《秉爱》(2007年)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种底层人说话美学呈现的极致。

行动主义纪录片所拍摄处理的底层人物,属于广义的“底层”——在公共领域被忽略或消声的相对弱势人群。在中国极权统治无法治无新闻自由的政治背景下,即使像艾未未那样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面对警察非法拘禁事件时,他和四川地震灾区死去的五千多个孩子的家长一样,在公共媒体上被看不见,也成了某种“底层”,成了现有公安政法系统的受害者。他发起公民调查运动,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儿童的名单,他本人与志愿者遭遇种种阻碍及司法不公,催生了一系列与四川地震有关的纪录片作品。

行动主义纪录片的观众,首先是必然是在地观众。中国的语境下,首先是中国公众、中国政府和在中国的事件利益相关者,而非普遍的国际意义上的西方的观众。中国社会的改变及社会公正的实现固然需要国际精神道义支持,但抗争和改变的主体,还是中国人自身。时效性强的行动主义纪录片,难免在制作上留下粗糙的痕迹。由于在地观众对影像密码较为便利的解读,获取对事件的“真实”的理解,引起其对自身处境的思考,进而激发其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以及对他者处境的同理心而采取行动,参与社会改变。

曾金燕

2013年7月1日初稿,7月11日定稿,首发于《电影作者》第四期


[1] 《小鬼头上的女人》2013年5月1日发布播放的一小时版本,因时间和技术原因,为初剪版本。5月31日导演杜斌被捕,至今此片的剪辑尚未完成。

[2] 因此2013年秋冬,我在原片基础上重新剪辑了一个5分15秒的短片,还原刘霞的主体性,让刘霞自己的身体、情绪、摄影作品通过影片说话http://www.youtube.com/watch?v=V4kh3ArRAio

[3] Zhang, Z. (2012). Art, Affect, Activist Documentary. [艺术,感动力,和行动主义纪录片]. 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11).

[4] Spivak, G. C. (2007).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 Spivak Reader,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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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鐵窗外的妻子

可那次她的狀態跟月初比就更為緊張、恐懼。她流着眼淚抱住徐友漁,說不出一個完整的句子。徐友漁只能大概分辨出「我們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他們手上」。說話間,看守已經衝上來,擔心看守會給劉霞造成更多壓力,我們只好在糾結的心情中趕緊離開。

郝建:鐵窗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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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lent strenght of Liu Xia in Naples

Screen Shot 2013-12-05 at 9.34.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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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man at the window

The woman at the window
By Yuen Chan

She lives in silence,
If you call it living,
Amidst the stillness of dolls.
Inside a shrine to a life – their life,
She stands before a window,
Before sounds,
The promise of conversation,
The body warmth
Of a friend’s embrace.
Words, unspoken, arise
Guide her through creeping nights.
She walks in a nightmare,
Unspeakable fear,
Beyond the window is another prison,
Justice may come too late.

December 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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