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香港分會2014“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文:曾金燕

國際特赦香港分會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策劃與中國相關的影展單元。此次電影節將呈現兩部中國作品:《自由城的囚徒》和《¥15,220,910.50發課稅案》(又名《艾未未的上訴》)。

當我們談論艾未未時,他已經不是我們所談論的艾未未。艾未未的紀錄片、藝術、政治、社會工作和艾未未本人……一體不可分拆。邏輯分類分析割裂了經驗上時間、空間、藝術、政治、社會、人的不可分割性。各種方式呈現的艾未未,總是這樣那樣地不完整。然而,艾未未工作室2014年的新片《¥15,220,910.50發課稅案》,使我們有機會與“彼時彼地”的艾未未共渡125分鐘,重新審視具有獨立人格的艾未未。影片將觀眾帶入直接面對真實中國的衝擊,反思如何保存作為人的尊嚴,同時顛覆謊言政治下官僚系統的話語體系。生活在中國,如同在限速30公裡時速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每輛車都以超過70公裡的時速奔跑。“……每個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只是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罪名……”(艾未未)。成功通過惡的法律與落後的倫理設置,政府先使整個社會每個人都成為違法者,再通過選擇性“執法”有效地製造恐懼。長期以往,日常生活中無法正直做人的公眾,大多選擇主動地默默配合政府,不去觸動敏感開關,過豬圈裡的幸福生活。

專制制度下,國家不幸詩家幸,伊朗被禁止從事本職工作被軟禁的導演拍出《這不是一部電影》(This is not a film),中國有《自由城的囚徒》,都是紀錄片歷史上不多見的囚徒影像。影片等待戈多式的荒誕,直至今日還在延續。24小時的長年監視、軟禁造就的囚徒,何嘗只是被軟禁者?為了國家利益而超越法律程序軟禁一名良心反抗者,在實施軟禁的看守身上,產生多重深遠影響。看守只有放棄對工作意義的思考,放棄作為人的基本良心的評判,才能夠維繫對上級命令的服從,才能夠步步亦驅地防範囚徒獲取自由的任何可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得到獎金和升遷。

選擇這樣兩部影片,對此時此地的香港觀眾意味深長。香港民眾正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以行動替代思考,回答人大給出的偽普選方案問題。中國共產黨政府已經十分成功地創造出他們的政權話語體系,將虛構的歷史和當下,通過傳媒、黨組織、學校等機構,發起一場又一場的傳達、討論、報告運動,重複聲明其觀點,將它創造的話語體系在千萬次的複述和無所不在的權力包圍中固化為一種知識,進而演變成一種深入個體潛意識的真理。它根本不需要公眾相信它的話語,明目張膽地一次次違背它的歷史承諾。它只需要造就符合它的利益的語言範式,令公眾不知不覺地進入它的語言邏輯,按照它的規範行事。香港公交系統“有選票你要不要”的多媒體廣告,正是一例。廣告的影像語言成功地將選票真偽問題繞過,將具有普世標準的選票,扭曲為接受審查和控制的一張紙,並試圖通過重複植入公眾的意識形態。

這就不難理解,在意識形態控制加強的大背景下,為何已經有十年地下放映歷史的中國獨立電影節,今年遭到尤其嚴重、粗暴的方式終止。栗憲庭電影基金資料館一千七百多部大陸本土獨立電影被警察全部收繳。獨立紀錄片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語言範式汪洋裡特立獨行的寥寥少數。哪怕是談論愛情,獨立電影的語言範式本身意味著對政治意識形態控制的顛覆,更不用說地下狀態的歷屆獨立電影節已經初步發展出融合新舊獨立電影導演、本土及國際電影研究者、獨立電影觀眾等人的社群,電影節本身就是另類的、多元的集體表達和集體行動。

《¥15,220,910.50發課稅案》和《自由城的囚徒》呈現的是個體的、也是時代的中國人的屈辱和尊嚴。通過觀影,香港觀眾幫助導演完成影片創作的最後一個環節。曾經享有自由的香港人,迴歸一黨專政的“祖國”,是否預言人人失去做正直者的機會,成為國家嫌疑犯?

开幕电影 Opening film 《¥15,220,910.50 發課稅案》
導演:艾未未
中國‧普通話對白,簡體中文字幕‧2014‧125分鐘

放映時間 Time
3/10 1930;5/10 1930;8/10 2145
放映地點 Venue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 (港鐵油麻地站C出口)Prosperous Garden, 3 Public Square Street, Yau Ma Tei, Kowloon. (MTR Yau Ma Tei station – Exit C)
售票:http://www.cinema.com.hk/revamp/html/cinema_every.php?lang=c&cinema_id=10

北京法院贴开庭传票

借款者分别把钱制作成纸飞机,纸团,用鸭梨表示要跟未未分担压力,一起从门外丢入工作室内
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被非法拘禁81天後釋放,他任職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被處以15,220,910.50元的巨額稅務處罰。在數萬網民捐款的支持下,艾未未展開了司法抗爭。影片直擊警車近距離跟蹤艾未未;艾的同事及拍檔相繼被任意傳召問話、拘禁、虐待;其妻名下之發課公司被追收高額漏稅罰款。
艾未未一語道破,在中國式司法制度下「我們都是疑犯,然而嫌疑人卻不可知道所犯何罪。」─在警方、稅務部門、法院聯手配合下,上訴也不過是等待可以預期的結果:敗訴

Ai Weiwei’s appeal (¥15,220,910.50)
China‧In Mandarin with Simplified Chinese subtitles‧2014‧125 mins
Director: Ai Weiwei
Ai Weiwei’s appeal

¥15,220,910.50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enowned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s illegal detainment for 81 days and his subsequent release. Along being fined an enormous sum of RMB 15.22 million tax penalties for the Beijing firm Fake Cultural Development Ltd., where Ai Weiwei works. Ai Weiwei,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tens of thousands of online friends, attempted to appeal this charge through legal means. The film includes scenes of police cars following Ai Weiwei from a close distance; his colleagues and partners being randomly called for investigation, detentions and torture; and Fake Ltd., which was under his wife’s name, was fined with an enormous amount of penalty for tax evasio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practice is “We are all suspects, yet suspects are not allowed to know what their charges are” – Ai Weiwei gave away the fact. To appeal is just another wait for an expected outcome: Fake has lost its case due to the alliance among the police, taxation bureau and the courts.

《自由城的囚徒》
導演:胡佳、曾金燕
中國‧普通話對白,中英文字幕‧2007‧31分鐘

放映時間及地點 Screening Time & Venue (免費觀影)
27/11 1930 KUC: KUC Space 九龍佐敦道2號 No. 2 Jordan Road, Kowloon
28/11 1930 GoodLab: 好單位@太子 Good Lab @ Prince 九龍旺角砵蘭街372號儷凱酒店五樓 5/F, Le Prabelle Hotel, 372 Portland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導演將出席映後座談會,普通話主講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with director, conducted in Mandarin)

影片來自2006年8月到2007年3月,胡佳被國保軟禁在北京「Bobo自由城」的家中,一次長達214天的監視居住下的真實紀錄。胡佳以溫柔的聲音描述樓下每天的光景:國保們吃午飯、餵小貓、午睡、玩紙牌,裝成普通百姓一樣跟蹤著曾金燕上學。
胡佳每天除了在有限度的網絡與電話之間,維持對外各種溝通支援之外,拍攝成為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務。拍攝國保的運作,使他與國保之間形成另一種相互觀察關係。香港人和大陸人都極為害怕且神秘莫測的國保系統,本來就是恐懼的散播者的代名詞,他們在鏡頭之下頓成一種奇怪的生物,讓觀眾自由解讀。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China‧In Mandarin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2007‧31 mins
Director: Hu Jia and Zeng Jinyan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was filmed from August 2006 to March 2007, documenting the life of Hu Jia under house arrest in “Bobo freedom city” in Beijing for 214 days, in which he was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of China closely. He narrates the happenings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 guards having lunch, feeding cats, having naps, playing cards, and following Zeng Jinyan to school with a disguise of ordinary people.
Besides keeping contact with outside supporters through limited internet and phone calls, Hu’s most important task everyday was to film the guards everyday. Filming the everyday lives generated a mutual-observ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and the guards. Being an unimaginable organization or group of agents frightened by Hong Kongers and Mainland Chine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initially spreads, and stands for fear. Through the camera, they are portrayed as a kind of weird creatures, which becomes a clue for the audience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Lab)簡介

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籌備中)是一家致力於推動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交流與研
究的民間團體。開展活動包括中國獨立紀錄片放映,專題講座,文獻整理、發表及出版,編撰、出版中國獨立紀錄片年鑑,系統地翻譯國際紀錄片理論文獻,並與世界各地電影節合作策劃中國獨立紀錄片特別單元。

研究會發起人簡介

黃文海: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現居香港著書反思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
李鐵成: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博士後研究員,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獨立電影的生態和體制,博士後研究大陸及香港電影/錄像制作勞動與職業理想;
應亮: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策展人和電影教師;
張鐵樑:愛拷貝工作室成員,嶺南大學客席講師,文化研究員,博士論文從紀錄片電影節的角色研究東亞與香港的獨立電影;
曾金燕:香港大學在讀博士,論文寫作焦點之一是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

第四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合作夥伴
主辦: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合辦:取消死刑聯合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新婦女協進會、風雨蘭、青鳥、基恩之家、酷兒團契、性神學社、九龍佑寧堂、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所
全力支持:
歐洲聯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澳洲領事館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KUC Space、好單位、通達伙伴、龍耳

The 4th Human Rights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partners
Organiz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organizers: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eminism, RainLily, Action for REACHOUT,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Queer Affirming Fellowship, Queer Theology Academy, Kowloon Union Church,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Lab
Supported by:
European Union Office to Hong Kong and Macao
Australian Consulate-General Hong Kong
Kwang Hwa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Center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KUC Space, The Good Lab, Accessibility Partner,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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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戒指

金戒指

20140831

 

爸爸说

所有的财富中

金戒指最好

饥饿时

奶奶用一枚金戒指

换来一只老母鸡

救了全家人的命

 

爷爷写给爸爸的最后一封信

我饿啊

不管什么吃的

你设法搞一点

寄给我

 

信纸泪痕已经干枯

我冷啊

你有没有不穿的棉袄

或者破了不能再补的衣裳

寄给我

 

遥远的异乡

爸爸

他没有棉袄

也没有点心

他手脚并用

背负嗷嗷待哺的幼儿

爬上新生共和国的熔炉

将爷爷的信

投入炙热的铁水

 

黄土堆上

插起了花圈

爸爸的眼泪

铸炼成社会主义钢铁

一缕青烟

随着熔炉架上的目光

飘散回故乡

权当为爹爹

烧下冥间的纸钱

为他购买香甜的软糕

送上一袭御寒的衣裳

 

爸爸

一如既往地

穿行在

社会主义工厂

夜深人静时

爬到铁塔顶端

遥望南方

压住内心的嘶喊

爹爹呀……

 

2014年8月31日

鼓棒敲打在添马公园

占领中环的号角吹响

蠢蠢欲动者失去了

父母逃亡的记忆

见利忘义者从来都

大行其道

文明的城邦

沉陷

索多玛不是传说

 

敲鼓人

重重地坠落

如果鼓皮能被打破

那一张吃人迷宫的牛首怪兽之皮

敲鼓人的声音

凄厉

如同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

任凭秃鹰啄食胸膛

敲鼓人的身体

颤抖

如同扑向烛火的飞蛾

舍了性命

 

只要一粒微弱的火种

星星点点的火种

中和爷爷饥饿的胃液

温暖爷爷寒冷的皮肤

融化钢铁铸成的履带

融化步步逼近的枪炮

 

熙熙攘攘的街头

情人突然站住

看我的眼睛:

你要不要金戒指

金戒指最好

所有的财富中

只有

纯金纯金的

戒指

才配得上女人的无名指

 

一枚金戒指

清脆地落在

危城深港

饥饿的黄祸预言

亦然成真

 

我看见自己

用竹筐背负了幼儿

惶恐地行走

人潮溃败

阴魂从地底伸出

指爪

长舌

捕捉

瘦骨嶙峋的

新鲜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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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父親的信

昨天女兒在我的IPAD上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大部份中文是她口授,小部份中文和全部英文是她自己拼寫:


“臭老爸我把我会的英文单词默出来给你看一下,看你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如果你看得懂,我就不叫你臭老爸了。如果你看不懂,我就叫你臭老爸。

fun  love , 你会不会这两个单词,如果你会,我就再默下面的单词给你看,听见了吗?臭老爸。我现在要写下面的单词了。

rain  tree   beach考倒你了吧,bus  kiss  home happy 你会不会读这些单词?我现在要考你英文数字,
one  two   three four”

然後她就使勁地想拼出這個中文意思:

Br2znU1CMAAAHvv

我笑:寶寶,你這不是為難IPAD嗎。金魚朋友看了這張圖后,恰巧也說寶寶“欺負電腦”。

記于我的前伴侶,孩子父親被警察帶走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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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及民间记忆计划获2014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

以下为摘要,详情请点击: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OUNrUTI4dW95YVU/edit

 

黄牛田电影

2007年8月20日,在广东惠州的黄牛田村,徐辛、王我、胡新宇、赵大勇、黄文海、刘高明、梁小武、前田佳孝和朱日坤成立黄牛田电影。次年该小组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以单独单元展出小组成员的部分作品。作为一个松散的独立电影创作团体,黄牛田电影发展至今,主要成员为朱日坤、王我和徐辛。

在独立电影备受打压的中国,这些作者们坚守“边缘”的创作地位,拒绝来自政治权力和商业目的的任何电影审查与更改,不断寻求影像艺术的创新,深切地关注被国家与主流传媒压制的社会话题,提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他们的作品,为被相互孤立隔绝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呈现自我和沟通互动的桥梁。因而齐氏文化基金会有幸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黄牛田电影,以支持其坚守边缘、不和权力与资本共谋、持续呈现底层的独立电影精神;表彰其在独立创作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民间记忆计划 

草场地工作站由吴文光和文慧发起,主要的纪录片创作者既有年过60岁的村民,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艺术家。从2005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到2010年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后来更名为“民间记忆计划”),日益凋敝荒芜的农村成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关注对象。

在预算微乎其微的状况下,2010年起“民间记忆计划”采访了超过1000位农村老人关于饥饿的记忆,覆盖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中12位作者在三年内完成了26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导演为桥梁,通过个人摄影机和表演性的纪录片创作,重建了导演的“根”村庄里个人饥饿历史事实以及饥饿的集体身份,是无声的农村老人罕有地以个人记忆再现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通过纪录片创作,导演们重建自我,在历史语境及既定的物理空间里(“根”村子)重新认识“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为饥饿亲历者开启了创伤治疗的旅途。纪录片创作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乡村图书馆、老人基金、环保、儿童发起等活动,既是影像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是导演们唤醒自我良知、重建乡村社区、实现社会自我组织的努力。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民间记忆计划,肯定其在个人影像和表演性纪录片创作方面的努力;感谢其挖掘呈现民间记忆,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多重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维度所作的贡献。

黄牛田电影获奖感言

2014年5月19日

成立黄牛田电影小组,是希望一帮志同道合的电影人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小组。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期待她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给出某种新的可能性。远离当时的环境再回头来谈初衷,初衷可能就是已经改变的现实。黄牛田电影目前的作品就是“初衷”的一个主要部分。

近几年,独立电影节受更严厉的政治打压,电影人的创作集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资本诱惑和政治压力下,真正在做独立电影的越来越少,作品的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黄牛田电影作为一个松散的小组,算得上是对抗艺术创作各种体制的一种方式。她存在意义是敦促作者面对现实,并从这个角度发声。但是每一个经验都是自身的镜子。作为处于边缘状态的我们,对现实需要有一种更加悲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也警惕她被论述的“社会意义”。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在表达不自由的环境下存在,其自身也与这种外部的环境和势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当这个环境越变越困难的时候,也许改变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现实,在严酷的体制和复杂的民间社会和江湖中,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虽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但是对自身负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第一位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到《黄牛田电影宣言》的态度和要求。

 

王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也是。

朱日坤: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和幸运。既然来了,努力活下去。

徐辛:目前来看,看不到中国的任何希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黄牛田电影宣言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作者,作为黄牛田电影小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

  1. 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电影审查;
  2. 我们的电影必须忠实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3. 拒绝因为发行或其他商业目的而对影片进行删改;
  4. 具有电影探索精神,尽可能的进行艺术创新;
  5. 作者拥有其影片完全的剪辑权;
  6. 有持续的创作能力;
  7. 对黄牛田集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8. 以上不仅是对我们某一部影片的要求,而是对我们所有电影创作的起码标准。

我们以我们的电影创作和行动来实践以上的宣言。

 

起草:2007年8月20日于广州黄牛田

最新修订:2011年3月10日于北京

2007年8月20日,发起成员于广州黄牛田

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201454)

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荣幸得知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计划,出发点就包括:回到并立足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域,艺术创作与现实改变之建设同步,我们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与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独立艺术计划,2010年开始,一群独立纪录片作者返回和自己有关系的村子(出生成长或祖籍村子),拍摄采访的村子老人讲述历史,并在过程中创作自己的纪录片。绝大部分参与者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自己亲戚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对这些采访拍摄者来说,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我们的纪录片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

 

在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四年之际,获知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倍感支持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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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映後交流編者按

文:曾金燕  2014年5月14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胡石根、刘荻被捕的今天,我们陷入了一场尴尬和刺痛。对中国政治略有理解的人都明白,当下中国,越是具有美德、學識或改变社会的直接行动能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国家公敌”。有识之士改进社会做出努力却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的美德和行动越是得到公众的肯定,他们越容易面临更加严酷的政治压制和孤立。即使公众的关注与敬仰强大到连狱卒也不能不听见,进而对良心犯保持基本的尊敬,也只是有限地减少施加在“囚犯”身上的恶意而已。秘密警察加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已经将限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监狱,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这迫使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打破监牢的物理局限,理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与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对话。

 

《我们》导演黄文海遭遇了两场意外。第一场意外发生在2008年。《我们》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12月国内《零八宪章》发表导致刘晓波入狱。纵使像刘晓波一类新闻性强的人物并未进入《我们》的电影结构,导演黄文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被与政治直接挂钩而发生急剧变化。2009年4月One Worl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电影节上,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观看了这部影片,误以为《我们》预知了《零八宪章》的发生,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一样关注国家的政治前途,认识到知识分子议事面对的是死胡同,终于合力将言论转变为直接行动。但此行动带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似乎渺茫。One World电影节同期将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徐友渔、崔卫平和莫少平代表领奖并与哈维尔、克裡瑪见面交流。

 

第二场意外发生在5月10日这场放映。《我们》僅有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放映,是在崔卫平家舉辦的內部交流。3月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筹备中)决定在香港放映《我们》,却未料到放映前夕,因5月3日闭门讨论纪念六四,崔卫平被审讯三個下午,郝建、徐友渔等人被捕。崔卫平、郝建是《我们》导演黄文海的恩师。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和《布拉格精神》,都是结束后极权政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對黃文海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个渊源是,五位被捕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其中胡石根因“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共16年,2008年出狱。导演自身也未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当下性已经被拉长到六年甚至更长。郝建自我反省的一段話,正是對《我們》中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物和中國當下的社會精英,在社會擔當與自我保存之間平衡的精闢描述[1]: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

 

當郝建不再繳納黨費,自動脫離共產黨組織,當他無法不紀念二十五年前被子彈奪取生命的堂弟郝致京,當他無法不去探望被軟禁的劉霞,他以行動對“到底怎麼辦”給出越來越清晰的回答。他們的六四閉門紀念,我以為參與者至多會遭致被再次軟禁的待遇。他们的被捕,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再一次具体地響應了《我们》片中不同人物采取不同方法改变社会的必然的类似的结局。而現場观众(蔡崇国)從另一個層面回應了這個时间维度:

 

80年代福柯講,其實人的理智、智力都足夠,但是為什麼我們從幼稚的狀態達不到成熟的狀態。不能夠成熟,一個是懶惰,一個是缺乏勇氣,然後就是行動。行動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可以改變什麼,再一個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是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止是獻身精神……我們要有勇氣,要保存自己,而不是理論上要認識透社會問題,認識透哲學問題,不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張超群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很透,比我們很多理論家都透徹。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就是啟蒙,我們每個人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我特别地悲伤,你说六年没变。我们80年代,和王军涛、和胡平搞这些东西,看來看去,三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影像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政府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或者他们自称的“政治动物”,或者更广义意义上说是关心中国前途的公众——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气质。此片“空间”直接写实和隐喻符号双重视觉化特征明显。立交桥下、地下室通道、地下旅馆、胡同旮旯、密室般藏着非法出版物的橱柜、阴暗的楼梯……摄影机长镜头敏感地捕捉了知识分子们逼仄的地下生存空间。片末张超群站在地下室旅馆的窗边抽烟,窗户向内大开,窗台外即是斑驳高墙,铁篦子连着旅馆与窗外的墙顶,仰看仿佛置身地牢。这令我想起胡佳等维权人士被国保警察强迫失踪时,常常被关押在北京某个旅馆的地下室,窗帘密闭,长期无法见到天日。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當具體實踐作為改變社會的直接行動,都走到南牆的時候,中國人的故土家園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又如何做出新的抉擇?黃文海說:

 

在这件事中,他们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总之,我感到还是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受教于这些老师,在工作中也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不断通过行动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映后交流的基础上,我對黄文海做了一個補充访谈,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线索。

全文請點擊閱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M1J2TVNVanh5ZFE/edit?usp=sharing

l  編者按

l  導演訪談

l  映後現場交流實錄

l  《我們》簡介

l  導演簡介

l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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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談入獄準備

字幕subtitles: 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
Interview With Uy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Excerp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dkNxMktvNmtMODg/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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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时候 我们谈论什么

Text by 曾金燕

本文精简版发表于《号外》2014年3月刊 

l   前言

l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l   女儿身

l   性道德律

l   性紧箍咒

l   性摇钱树

l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l   参考目录

 

前言:

 

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24分钟的新闻片,以暗访、偷拍方式曝光广东东莞色情业:《管不住的“莞式服务”》。这条新闻拉开了新一年中国当局运动式“扫黄”的大幕,从南到北,XX夜总会被查禁,XX小姐被抓,XX公安被拉下马的新闻每天都见诸报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扫黄”却在民间掀起一场有关如何看待性工作者、性产业的大讨论。讨论最初发生在两极:一极说性服务违法且败坏道德(官方媒体),另一极说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强,东莞要挺住(网络舆论);而后,更多更富有层次的调查与讨论浮出水面。官媒和坊间争相谈论“性”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十七八岁的江西妹子青,圆润丰满但不肥胖,皮肤白皙柔软光滑,自然卷曲的黑发下垂,慵懒地盖住脖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告诉我男朋友不日从江西老家来小镇看她。青起身,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弯腰朝静静流淌的溪水打去。小石子在水面弹跳了四次,才沉到水底。隔一周在溪边,青依旧打水漂,脸色沉郁地看着它沉入水底。男朋友回去了,她给了他一笔钱,支持他做“生意”,剩下的钱,她寄回老家。江西革命老区一间普通的泥墙草顶屋子里,她的钱不够老老小小开销,却也足以维持着活下去。家里的梦想,是尽快起一栋楼房,给哥哥和弟弟娶媳妇,如果还有钱,给爷爷奶奶治病。

 

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我找青玩,撞见班主任尾随她进入饭店后的平房。老师和青不知道我远远跟着走到平房的窗前,又飞快地跑了。再到溪边,我对青说,表哥们不从女朋友那里拿钱,我还告诉她,客家人可以相互帮工一起建大房子,不需要很多钱

 

我的家乡是一个南方贫困县里相对繁华的小镇,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有规模不大的国营煤矿和水泥厂,以及一条国道穿过小镇通往象征发达世界的广东。国道意味着运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青是九十年代涌入小镇散聚于各种发廊、饭店成百上千的女人之一,生活在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常生活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当地生活时间长了,她们中不少人混迹于本地操持家务农活的客家女无从辨别。青姐姐们青阿姨们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不等,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江西,以及本县北部山区更加贫困的乡镇。邻里的闲话,除了谈她们家乡的穷,还有等着寄钱回家的家长、丈夫、男朋友,和牵肠挂肚的孩子。许多人誓言挣够钱了,还债了、添置嫁妆了、盖房了、父亲的病治好了、儿女毕业了……她们就不干这一行了。事实上她们一年年回来,或者去了更远的南方。有时候她们的家人来探亲,丈夫与她们过夜,然后带走一笔钱。钱很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数目。

 

家乡小镇只是整个九十年代“发廊”、“饭店”作为性工作场所遍地开花小镇的一个缩影。2008年前后对珠三角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显示,受访小姐们绝大多来自乡村和小城镇,她们中许多人初中辍学,家庭年收入非常低(低于3000人民币)。金融风暴导致2000万工人失业,更多的女工流入性产业,成为中国大陆600万性工作者中的一员[1]。放在今天的语境,青们是中国2.6亿农民工的一分子,她们来自荒芜凋敝的乡村或小镇,留在繁华现代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的经验可谓老掉牙,却不断重新上演。离开家乡对这些女人意味着用身体或劳动换取金钱,把自己从原有的不幸生活中购买出来。

 

再频繁见到青姐姐青阿姨们时,已经是2002年夏天在南方某市的女子收容教育中心。她们吸毒,从事性交易,进入收容教育中心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大多数再回到吸毒和性工作的生活常规。她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补偿罚款和进收容教育中心而损失的、欠下的金钱。

 

2003年见到青姐姐们,她们已经是更精明也更伤心欲绝渴望结婚的女子。和工厂里大量来自港澳台的工程师、销售、经理或老板一起,住在深圳工业区的各种新建商品楼中。湘妹子美玲非常喜欢给“先生”买苹果牌的衬衣和裤子:“有品位又不太贵!”我们一起坐车去虎门和中山逛街购物,她们张罗着公寓里的一切,家俱是否合意,灯光是否浪漫,衣服是否得体,“先生”们的胃是否满意,准备生几个宝宝,如何更好地与生意伙伴们社交。二奶村里最多的八卦,是谁的“老公”保证和台湾的大奶离婚,谁的“老公”回台湾后杳无音讯,谁的“老公”是书呆子绝对不会抛弃楼里这一位,谁今日哭泣断肠,而从跳楼老乡那里总结的教训是:不能对“老公”太好,一定要控制银行账户……

 

最近一次见到的,是美丽能干的虎姐姐。她常住南方,往返香港,在北京有一辆越野和一辆宝马,在中原某地经营矿业。每次开车去北京国际机场接机的男人,是中××委副主任。虎姐姐在随行的女朋友脸上亲一口,对我笑:仰慕者而已,不是情人,他帮我做生意,不要乱想。

 

女儿身

 

青姐姐们在家乡原有的不幸生活,是女儿身在城乡鸿沟前的当代悲剧。新近对珠三角小姐的研究发现,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小姐们进入性产业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一旦挣扎着逃离式地外出,她们几乎都不再选择返回家乡或原有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去。她们从性交易中获取更多的物质、性和情感资源,提高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他只要我做一个乖乖顺从的女儿。

爸爸,给你多少钱才会同意我嫁给他而不是他?

他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当老大,对妻子一点尊重也没有。

他留她在家中一成不变地担当贤妻良母的功能。

他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三十多岁了还只能依赖别人生活,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

 

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在中国并不是古老遥远的传说。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溺婴和瞒报女婴,是中国人口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女孩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被放在兄弟的需要之后。就学和就业没有平等的机遇,好不容易有一群“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女子,二十多岁就被教育部定义为“剩女”。无论“激进”抗议还是“理性”呼吁都已经17年,与强奸罪名相互抵触的、认可儿童性交易知情同意权的“嫖宿幼女罪”依旧未能从中国《刑法》360条里废除。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物质、劳务、精神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得不到认可,2011年司法部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不动产判给产权登记一方,根本不考虑广大农村妇女面临离婚时净身出户的普遍可能性。社会无有效机制保护亲密关系里受暴力伤害的一方,导致李彦在屡屡忍受家暴求助派出所、医生、妇联无门,在遭受再一次暴力威胁时激情举枪杀夫,2013被最高法院复核批准死刑。同年,父亲因不堪忍受儿子索债辱骂杀子分尸一案,被判入狱十年。

 

东莞扫黄新闻出台后,性自由和性交易权利成为公共关注的一大热点。关于产生小姐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性别的中国现状却未得到充分探讨。同为小姐,乡村中的女儿比城市中的女儿更不具资源和机会。但毫无例外地需要问一问,是怎样的性别歧视压迫经验、亲密关系中僵硬陈旧固化的性别角色,和如何有限的人生发展机遇,促使她们选择性交易作为人生上升的可能阶梯?身为女儿,不幸者沉默或死亡,或成为性工作者,获得相对的人生自由。但讨论性工作在中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仿佛是经济学里探讨自由市场时,光讨论研究问题而将此问题必须依附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条件忽略不计。性工作者们何时在健康、教育、家庭处境、身份地位、年龄、发展机遇、社会保障等等条件与其他工作者的差异缩小到不明显?

 

除了经济需求,都市梦、现代梦和期待更浪漫多元的亲密关系是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其他动因。获得独立启蒙的女子通过性工作获得的资源为自己的生活添色,并试图通过自身而非婚姻伴侣来保障未来的生活。表面看这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深层次里依旧是性别不平等通过城乡不平等扩大化的产物。身为小姐和外乡人,背负双重歧视的她们,对未来稳定的更好的生活的期待难以实现,往往卷入毒品、赌博、黑社会操控,陷入被利用剥削的感情关系里而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性道德律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相互攻击对方性乱,冀图通过性道德正确为自己执政增加合法性。中共上台以后,开展包括根除妓女等运动,从未放松对性道德的管制,从而确定新政权下民众需遵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压制欲望,瓦解自我,抹杀个体,提倡集体,一元关系,绝对服从。道德主体在规训中建立并进行自我改造,以符合官方提倡的道德律,避免受到惩罚。道德主体化需要通过完整的体系和机制运作来实现,其中包括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政府法律和宣传政策上对无直接受害对象的性活动(性工作、色情活动、群交等)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对非婚性关系进行道德谴责,更无措施保护非婚生育的儿童权益。中国现实状况是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扫黄只能扫扫市面上的黄,却根本不能触及官场上权钱色交易。女人成为官员、商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品,被包养的女子每月2万元生活费从何而来?《中国式情人》为官员的二奶们勾勒出肖像轮廓[2]。有朝一日官员们即使因“反腐”被审判,大多数官员在权色交易方面的罪行会被轻易放过,至多“作为生活作风有问题”提及。而1997年“嫖宿幼女罪”引入刑法并至今不能废除,一种广泛的猜测是立法者投权势者所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与处女幼女性交越多,越彰显其男性气质和权势之大。这是当代中国版的“体位相似”原则。免费索取、购买、交换和抛弃女人提供的性和情感服务,对男人是有利的,多多益善,彰显了男性的身份地位和权势,将会使男人的事业生活更加兴旺发达。

 

随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带来的自由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专政统治者使用更灵活的社会治理策略时,来自压制对象的抵制也日益增长,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言论审查的窗口期,提供了草根民众公共表达的可能性。央视播出谴责莞式服务的性产业偷拍视频,来自民间挺东莞的言论瞬间在社交媒体上汹涌澎湃,形成可以与官方价值相抗衡的“民间”话语空间。公众一则不满央视以媒体面目出现却丧失职业道德,二则不满政府操控媒体对民众进行性道德训诫进而侵犯公民隐秘的私人空间。三则公众对性商品化、性交易的事实认可已经大大超过从前。第五个原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性”在公共话语体系存有禁忌,关于它的讨论与事实真相关系甚少,更多的是一种浸透了权力关系的话语披露。从CCTV播放薛蛮子坦白“性乱”的认罪视频,到对“莞式服务”的指责,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当CCTV谈论性的时候,它究竟在谈论什么。央视报导引发的众怒,是公众情绪化、简单化、符号化表达反对CCTV一贯代表的官场文化和公权力腐败。包括普遍缺乏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语境下,公众对谁有性自由的羡慕妒忌恨,对谁享用性服务、谁从性产业获益以及谁从扫黄中受益等权力关系的想象和谴责。例如能够逃避司法惩罚,或勉强用“嫖宿幼女罪”规避“强奸儿童”罪行的,大多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中有权势者。但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关注,未必就普遍存在“东莞挺住”的考虑范围内。

 

性紧箍咒

 

人们多健忘,珠三角地区持续十多年的「禁摩令」以及随后蔓延各大中城市的禁摩运动已经淡出公众视野。此次东莞扫黄,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当局在禁摩运动中使用警察力量、宣传机器和群众动员等相同策略。2011年3月吴邦国宣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建立,但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的首要任务,依旧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和保障其权力正常运作,而非部门的职业化专业化操作。东莞出动6525名警察查封12个色情场所,一周内其他九个省份接连开展高强度突击扫黄,其中成都和哈尔滨出警量分别高达6000名及5000名。从正常国家的警察治理角度来看,未免太过荒谬。即使纵向对比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措施,此次扫黄运动中的粗暴、动用警力之多、短期内涉及地域范围之广,彰显了专政政府中央集权的调度能力,反之可以看作是政府有效治理社会能力的倒退。

 

扫黄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官方日程,因为本质上性商品化、性自由化是对专政统治的重大威胁。满足隐秘的性欲望而创建的相对自由的自我,加速一个社会的政治自由进程,挑战专政权威。性交易自由使得民众获得更多的身体和经济主导权,并伴随着对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要求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尽管男女在这种权利面前并不不对等。因而频繁整治色情产业是中央政府控制性道德和性文化从而确定公众行为规范的一个具体策略。

 

性摇钱树

 

地方政府却另有考虑。综合不同的数据源,保守估计性产业在中国达到每年5000亿产值的规模。地方政府除了能获取性产业(宾馆、餐饮、直接和间接色情服务以及性产品生产销售)对税务、消防、卫生等部门的税费贡献,每次扫黄运动中,还能从贿赂和罚款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拒绝放弃巨额的贿赂和罚款,是性产业合法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例如依据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每年有1.8万-2.8万女人由公安机关决定送到收容教育中心改造学习,生活费自理,收容期限从6个月到2年不等。这些被收容教育者的日常消耗、所从事的生产收益及为提早释放付出的贿赂,数量巨大却含糊。而管教和被收容者都清醒地知道,她们一旦获得自由,重操旧业也许是能有的最好选择。

 

地方官员在对性产业事实上的管理中,模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维稳为国家首要议程,并在使用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情况下,当局开始使用变通手法来治理社会,甚至将维护社会稳定进行商品化,以取得暂时的表面稳定。此政治语境下,扫黄运动生生不息,性产业越来越兴旺,以空间的转换和形式的创兴面貌出现。香港媒体忧虑性工作者大量涌入香港即是一例。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性工作当然是一种复杂的自由选择,如果它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性交易中自我如何客体化进而商品化的哲学议题,有待另起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探讨。目前人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时,大多还停留在承认性工作者作为人生而有之的普世人权的阶段。使得我不禁思考需不需要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将“不分是否从事性交易”这一身份特别提出加入“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中国政府会放松对性自由的控制吗?它是否愿意尊重具有知情同意的性行为,保护公民远离性侵犯、性压迫和性剥削?它是否能尽快将无受害者的性行为,如基于自愿的成人性交易、色情活动、群交,去罪化并免除道德谴责?它能否分级管理文化产品,以避免色情产品在青少年中过度泛滥,同时又不阻止成年人消费具有色情内容的文化产品?它能否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建立全面的防止性侵犯保护网?

 

不扫黄时实质上已经对性产业进行黑白通吃的管理,扫黄时“越扫越黄”黄色产业越来越发达的事实面前,中国政府是否考虑放弃扫黄带来的经济收益,一方面打压组织化卖淫、毒品交易和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控制,另一方面改变心态,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和安全保障?香港的一楼一凤加上性工作者自己成立的组织和协会,也许是中国大陆可以参考的过渡模式。

 

参考目录

Ding, Yu. “Negotiating Intimacies in an Eroticized Environment: Xiaojies and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3, no. 1 (2012).

Foucault, Michel.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1990.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2013): 1475-508.

Sigley, Gary. “Sex, Politics and the Policing of Virtu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 2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43-61: Routledge, 2006.

Xu, Jianhua. “Authoritarian Polic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Motorcycle Ba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013): 1-22.

Zeng, Jinya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Ai Xiaoming’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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