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坐牢去了──念寇延丁和郭玉閃

曾金燕 2014年10月14日于香港

寇延丁是NGO從業者、公益關注者的“扣子”、“寇姐”,是我孩子的寇姨。過去一年裡她來來往往香港,住我家客廳的沙發,抑或睡我上鋪,帶孩子去公園,陪孩子逗趣兒。她在的日子,孩子與我鬧彆扭的次數明顯少了。她做山東煎包,招呼大陸的在港年輕人一起分享。我們和陌生的香港遠足愛好者一起,深夜走到新界的山裡,傾盆大雨中看水庫源頭的螢火蟲和被遺棄的農舍。更多時候,她早晨六七點就揹着水袋穿著五指鞋出門了,和本地人邊走邊聊,採訪市民、學者、記者和社會活動人士,試圖通過香港人熱愛的毅行和遠足,來理解香港的草根階層和公民社會,并寫成書介紹給中國大陸。回山東閉關寫作期間,她形容自己“像螃蟹吐泡泡一樣”,文字汩汩滔滔地流出來,不能停止。她要寫香港和台灣“走起”的人們。但她絕不是趴在案頭的碼字工,她所做的貢獻,我無法在這裡一一書寫。因為她的美德,在目前尋釁滋事成風的掌權者手裡,都是罪行。她成立了關懷殘障藝術家、四川地震傷殘倖存者的支援機構,是身體力行的素食環保主義者。她很少談自己,在多本書作里總是隱去自己來呈現採訪對象。但她的文字,已經實實在在地為她的思想和行動說話(見文末書目)。

寇姐被抓前兩天,還在我香港的廚房裡,與我一起做了雞蛋麪早餐。她匆匆經過香港,只待一天。我以為香港佔中正是田野觀察的好機會,問她為何不多待。我們簡單聊了當下兩岸三地的情況,她憂心忡忡著急要回北京。她自嘲關於香港“走起”的書稿恐怕是出不了了。儘管頻頻得獎,她的書稿要通過審查在內地出版,已經是越來越困難了。佔中一發生,一方面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佔中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國內對其審查,恐怕是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了。她對此倒也無所謂,說不如把台灣的“走起”寫了再說。我們雖然是憂慮,但也覺得不至於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因為這麼多年來,她低調務實又能能忍受委屈,一心想著和大陸的公眾交流,推動每個普通人走出一小步,為我們的社會進步做出一點點承擔。公眾不知道2005年她和梁曉燕老師冒風險去探視被軟禁在家的陳光誠;也不知道她來見我一面后被便衣警察跟蹤調查;更不知道她在被停刊的《民間》里是主要的記者;也不會有機會聽她公開說為了保存NGO機構而受到的壓制和政治上的困難。

她穿著輕便舒適不引人矚目的棉麻衣裳,黑髮盤在腦後,常常穿著運動鞋或五指鞋。乾淨、利索又沉靜親和。隨身背包裡有簡單的乾糧和水杯,生活上對自己有要求有照顧卻又是隨時隨地都能適應並且照應他人。

寇姐一般不直接談政治,她低頭貼近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體諒他們的處境,做具體的事,寫他們的故事。她和郭玉閃代表了中國最為寶貴的一群人。思想上有清醒的認識,不以批判贏取目光,而是默默做事。被誤解也罷,被指責也罷,總歸是把事情做成然後隱名身退。迫於政治壓力也罷,出於關心家小也罷,總也能夠低頭,在政治敏感期保全自己。當年為了營救光誠,不知多少人開了多少會做了多少或明或暗的工作,而玉閃在意外中接棒一氣呵成。2009年,胡佳在監獄,我就職的公司賣掉了,開家庭幼兒園被當局關閉,找鮮花公司的工作被警察直接施壓老板辭退,女兒又嗷嗷待哺,我的人生進入谷底。我渴望一個物理空間的工作機會而不是生活在網絡世界,令我有穩定的收入,有機會與外人接觸見面,還能夠實現自我價值,但這一切談何容易。一個朋友邀我化名給一家雜誌翻譯稿件,但終歸我的真實姓名通不過用人系統的政治審查,而我又難以用雙重身份來與編輯相處,心內身處也擔憂給不知情者帶來的政治風險,最後作罷。玉閃知道了,便邀我到傳知行一起工作,是唯一一個直接做到幫我實現工作夢的朋友。

我自詡是務實做具體事情的人,但終究是個過分的沉重的理想主義者。玉閃不但不怪我,還接住我挑給他的刺,把棘手的工作一件一件落實下來。批評指責中國政府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切實地使服務對象受益,改變政府的經濟社會行為,有多少個所謂“位卑言輕”的民間人士、機構可以持久地做到?傳知行在一步步紮實的行進,這導致了研究所被查抄的必然命運。面對中國政權,既不能光講政治正確和對方劃清界限了事,也不能光講技術操作實現目的而忽略不正義的程序陷入道德泥淖。這兩者的侷限與後患不一定能被網上罵架的網友覺察。玉閃也許達到了更好的平衡,不是簡單地技術處理或意識形態批判,而是在深厚的人文精神底子上,靈活處理具體的事情,為社會轉型小步踏進做準備。

同時得知郭玉閃被刑拘和寇延丁被抓的瞬間,我在旺角街頭看油麻地本土藝術社區活化廳的成員佈置行為藝術。我後悔沒有堅持把寇姐留下來,她一定會愛上旺角。彌敦道由往日的車水馬龍,變成公眾散步和公民政治的場所。真普選政治抗爭的表層下,背景多元甚至身份複雜的社會底層民眾從冷漠、疑慮、觀望到走上旺角街頭,散步、售賣鮮榨果汁和自拍神器等小東西、自設吹水區和抗議標示、乃至直接加入與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的衝突中保護學生。隨著抗議時間拉長,中國專政政權和大財團主導下的香港日常政治衝突漸漸呈現在彌敦道上。不少營營碌碌的街坊,暫時中斷了技術化、機械化的緊張日程,重新奪回被彌敦道車流切斷的空間與生活,行走在我地,思考政治衝突背後更貼近自身的議題:如何保障自身腳踏實地的街頭生活不被高樓大廈與高速車輛淹沒;如何保障糕點、花圈、開鎖、泥水、縫補等手工活小鋪不被黃金珠寶名品店擠壓消失;如何提供給年輕人有尊嚴的教育、就業和發展機會而非從幼稚園開始不得不參與一輪輪面試、低學歷的就業機會擴張而高學歷畢業者難以生存自保。彌敦道的中斷,社會底層的參與,使得旺角真普選抗爭添了濃重的面向香港城市規劃、都市化弊病診斷的色彩。生命形態是如此豐富多元,許多人依舊與政治刻意保持距離。在后極權國家尤其如此。如果大陸能夠保障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法治,那麼即使民主還尚遙遠,香港的民眾還能忍,不會走到公民抗爭這一步。大陸的有識之士如玉閃,如寇姐,也會默默地一直以思想為行動,更以行動為行動,耐心地推動社會往前走。

每有故友被抓、入獄,玉閃止不住憤怒、悲傷,阿潘(玉閃愛人)和我們幾個女性朋友都拿眼瞪他:“胖子你可不能進去!”。專制者的監獄是摧毀柔弱肉身的地方,開不得玩笑。玉閃何嘗不知道。他忍,他時常被恥辱的刺痛感裹挾著,又無聲地力所能及地支持受難者的家人。眼睜睜看著一個個友人進了監獄,而這些人恰恰是社會進步的希望。這不僅是個人的恥辱,更是時代的恥辱。現在,他舍了妻兒父母,也進去了。寇姐也被抓了。我擔憂專政機器殘酷地在他們的肉身上烙下傷痛烙印,又堅信他們能在審訊中保存自己,感動具體的對手。

索多瑪城,義人的美德便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罪行。

 
寇延丁作品簡介

  • 詩集《詩和我在一起》、散文集《文和我在一起》,2002年,遠方出版社出版。
  • 《夢想美麗》,國內首冊關於殘障美術家的紀實作品,200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07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 《告訴世界有多美》,國內首套殘障美術家系列作品,2011年完成出版第一套。
  • 《可操作的民主》,議事規則在中國基層的推廣,2012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行動改變生存——改變我們生活的民間力量》,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民間公益組織紀實作品,201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再版。

郭玉閃簡介

郭玉閃,1977年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畢業,北京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後更名為公盟)創始人之一,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理事、所長,《第一財經》特約評論員,原《新青年·權衡》雜志執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經濟學分析,同時多年來一直倡導破除壟斷的管制改革。目前參與傳知行稅收、出租車業、三峽工程等領域的研究。作家余世存對他的描述是“一個熱情似火的學者,做過沙龍、慈善、環保、維權、學術、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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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看不見的控制,說清楚

(明報) 2014年09月28日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51842/74/

【明報專訊】訪問曾金燕是我的主意。

編輯說做個人物訪問,談談當下香港社會形勢。

近幾個月這些訪問從來不缺。

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再重複訪問學者,我想找的是兩種人:一是普通不過卻有代表性的尋常百姓,二是並非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看他們會否旁觀者更清。

我想起來港兩年攻讀博士的曾金燕。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也許並不理解我們的對手共產黨的招數和套路。

金燕和前伴侶胡佳長年在內地,堅持維權抗爭運動,每天跟國安、國保和國家機器的暴力發生第一身的角力,她的看法也許對大家有啟發。

維族學者囚終身 判給誰看?

訪問是在星期三黃昏進行,那時罷課進行了一半,學聯還未佔領添美道和公民廣場。我見到金燕時,她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每次見面個子瘦小的她都充滿巨大的能量,我無法將Twitter上控訴國安如何干擾她女兒日常生活、車被刑事毁壞的推文,跟眼前的女子連在一起。

上周維吾爾人伊力哈木被判終身監禁,全球嘩然。這樣一個多次公開講反對分裂國家的溫和維族人被判分裂罪,難怪有國際媒體說中共在製造中國版的曼德拉。我跟金燕談起伊力哈木,我說,此時伊力哈木重判,讓我無法不想起近來中共也屢次在香港強調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

金燕說:「有種說法是(伊力哈木的)判刑不是判當事人,而是判給別人看?尤其這個時間是判給誰看呢?」她頓了一頓,看着我。

「當然也有人說只是他們(當局)沒有想那麼多,從維族人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判分裂罪裏他算是輕的。如果是所謂的正常水平,是死刑,已經以法律的名義處死了這麼多。許多當事人沒有律師,沒有見家人,判刑都不知道。從他們(當局)的角度對伊力哈木已經是寬容了。」

暴力與非暴力

「 伊力哈木在日常生活裏是個很溫和、很有生活趣味的人,他一直努力跟漢族朋友溝通,是個很難得可以維漢溝通的橋樑。他自己身上就體現出這種融合,他骨子裏是維族人,也接受了(漢文化的)高等教育,很懂漢人文化,很懂我們。像他這樣理性溫和的人都要判刑,即是說逼迫大家要用暴力了,這是最糟糕的情况。紀錄片《對話》裏附有小片段,有對伊力哈木的採訪。我們在和導演及王力雄等人的交流過程中,都擔憂一種趨勢,即使伊力哈木這樣溫和的人,在維族的群體裏也日益變成邊緣。當更多的維族民眾失去耐心,不相信政府政策,(而政府也一直欺騙公眾);當人們失去對非暴力的信心,愈來愈多人有考慮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期待更激烈的暴力和衝突,激起民眾的憤怒,進而激起全民反抗。其實香港的激進本土派一些人的想法裏也有相通的地方,一些人失去耐心,希望事態惡化、暴力衝突出現並變得嚴重,激起人們的憤怒,激起全民暴力反抗。」

中央對西藏新疆政策 香港的預示?

有些人說香港面臨新疆化、西藏化,金燕對這樣的類比很謹慎。「我不能簡單把香港、新疆和西藏做類比,但是在一個極權、後極權的語境裏,當局處理地方事務的方法很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最近當局更加直接明顯地對話語體系的控制,宣傳的架勢,對媒體的控制,對公民社會的破壞,包括很多對微小日常生活的破壞,對自由社會的共識和默契的破壞愈來愈深。將來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跟對西藏、新疆不會有太大的區別。」

私人空間 個人尊嚴

關於自由社會裏共識被破壞,日常生活受影響,「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大家每天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般在香港大家對私人空間都很敏感,就算在人很多的地方也會有私人空間,在公共地方也有私人空間被尊重的感受,譬如說在很擠的巴士或地鐵上,也會保留我的空間。如很多大陸人過來,這種僅有、微小的私人空間也會被破壞。三個人坐的椅子會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擠過來,他們不會認為肉體跟皮膚接觸是一種冒犯,人這麼多,so what ?Who cares ?但是我覺得這種微小的東西是在不斷的變化。這種東西就更深層次。你可以說他們只是質樸地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共資源,可另外一方面它源自於一種文化:無視公共空間裏對個體的尊重,無視社會約定俗成的契約,為貪圖小的便利瓈Q益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這種文化擴散在每一個地方,它很可怕,在公司、行政系統、做事情時,沒有涇渭分明的程序,邊界不斷被模糊化,為了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否信仰共產主義,入黨,配合黨的要求和工作,或者凡事以人情關係為先。以後廉政公署會有很多案子要查,——如果廉政公署還在的話。日常生活私人空間,個人的尊嚴、感覺不停地被打破,推到邊緣,這種改變很細微,但是很直接。中共作為執政黨,還沒有學會尊重本土性。新疆、西藏沒有接受現代自由法治的薰陶,而香港有這段歷史,他們不可類比,但另一方面是可以類比。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個主權為上的後極權政權。而大一統在大陸,哪怕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都是極其普遍,受歡迎的,認為是priority。」

香港東西生長出來,很強大

金燕剛開始學廣東話,她說自己談不上有資格評論香港,但也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 「過去兩年我切實感受到香港本土性的生長和強大。我們看到獨立媒體、主場新聞,都做得很好的。而我以為自己做的工作和研究是面向大陸的,可比如在研究會的紀錄片放映中,我們與香港本土的聯繫慢慢建立起來,自己也成為香港本土的一部分。」

「去飲」的日子,只餘倒數幾天,不斷面對四方八面的批評,如拖延太久錯失時機,「和理非非」等,當然少不了說根本不會有用,無情的共產黨絲毫不會動搖。金燕也許比很多香港人,對佔中都欣賞、理解得多。

觀察佔中罷課 佩服組織理性

「我是蠻佩服佔中、罷課這些公民社會活動,當然有人批評他們錯過了很多機會、拖延。一場社會運動,有很多偶然性,這些突變當然有可能帶來好的變化。但在後極權國家,它面臨極大的風險。那麼多的對話、準備、社會動員,表面上是拖延時機,拉低士氣,但實際上也是非常好的過濾過程。本來鼓起士氣是很好的,但一鼓作氣佔中了、抗議了、遊行了、絕食了,甚至死人了,北京政府依舊無反應,之後怎麼辨?這些學生的組織、理性、自我控制的能力都顯示出來了,幫助我學習理解香港社運。批評佔中拖延的人,不懂政治是協商是個過程,示威的目的是要讓對方談判,而不是真的要打人造成傷害。」

一些批評也說這些抗爭手法沒用,或者只滿足於留於自我安慰的階段性勝利。金燕認為反思什麼是「沒用」,是香港社會很大的挑戰。「香港是個實用至上的社會。抗爭跟紀錄片、藝術和藝術一樣,過程重於結果,形式就是內容。因為當你的對手是強大的、有沒什麼可以直接制約的軍事力量,而且可以不遵守現代文明規則,你真的是不自量力,那為何還要做?」

紀錄片製造改變的可能

「在香港這種高度運轉的商業社會,什麼東西都需要目的和直接的結果。很多人不了解你做一件『無用』的事情有什麼意義。聲稱『罷課又不能改變結果』。首先,結果真的是不能改變嗎?一場抗爭可能真的不能馬上改變人大的法律條文規定,但是這個過程重要,這個不是實用可以解釋的。 沒有了抗爭,整個社會更快速下滑,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結果。從我們做紀錄片來說,從來不要預設故事發展,你在做的每一次,改變已經產生。六個月的拍攝期,也許頭三個月的research pitch很多都不會用上,但 好的導演了解你拍攝對象的社會關係,身體語言,去決定這個故事的發展。回到罷課和佔中,在這個過程沒有辦法設計一個框架,你要容許更多的可能性,讓普通的公眾主導,讓沒有權的人能集合起來製造發生改變的可能性,創造出新的形式。沒有這個過程,下一個歷史的起點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在中國做社會運動,談什麼『結果』,你有媒體新聞自由嗎,有結社自由嗎?用這個框架來看什麼都沒有意義。」

(谢谢Kitty的采访,让我有机会谈论占中。可能版面缘故,有一段话删去了,这里补上:

有些人說,我們不要抗爭,否則會激起共產黨更糟糕的行為。“無為而治”是當權者應該學習的一種方法,他們應該學習放棄控制民間的自組織的能力,讓民間社會生長強大起來,形成豐富複雜的生態,整個社會才不容易因為結構單一而受衝擊而隨便垮掉。相反,無權者才不能“無為而治”,本來就無權,放棄為自己爭取權益的過程,導致當權者更加為所欲為,造成災難性後果。主張社運人士和公眾應該消極沖減當權者作惡程度者,是天真地將無為而治的主體和對象顛倒。)

The care of self 自由尊嚴

金燕研究紀錄片,我看到的是作為媽媽、紀錄片研究者和維權分子,三者如何貫穿她的價值觀和思考問題的視角。她說與其討論大框架,她更關注的是The care of self。「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自由要爭得自由,有自由要學會如何行使自由。你的命運難道是任人(專制政黨、傳統文化或者是資本力量)擺佈的命運? 我們要更切實討論中港跟每個人的生活產生怎樣的關係,在這個時代如何安身立命,建立自己跟後極權的關係,過得有自由有尊嚴,不受它約束。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話題。」

恐懼感被放大 精神人格萎縮

「我跟一個朋友聊天,她是社運分子也是知識分子,我們都是媽媽,面臨的是每天日常的選擇,包括你上不上街抗議,上街誰照顧孩子。奶粉脫銷引發的抗議和討論也很奇怪。很多人很直接進入香港和中共政府的話語體系,不是真正為自己說話,而是成為大的地緣政治鬥爭夾縫之中一個偏離主題的東西。這是我一直思考的方法。」

「在香港我不喜歡有些視頻新聞,因為裏面個體是沒有尊嚴的,它是一個被塑造、操弄、批評的對象,沒有主體性。正如吳文光年初在藝術中心的工作坊裏說的,應亮在立法會門口的民主課堂裏也提過,如果我們年輕人,每個回家了解自己家庭的移民史、偷渡史、難民史,去跟老人對話,理解逃出來的人對中共的看法,理解為什麼那些人擁護中共,是因為他認為中共已經比以前好很多,還是因為恐懼中共變得更糟糕而不敢有所作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放慢步調,跟長輩形成影像對話,這是個無比有力的抗爭,很好的家庭宗族政治衝突的緩解和創傷治療。最後會形成一種共識,在民主自由議題上,大家更勇敢一點,更有擔當一點,更往前走一點。恐懼會讓精神人格萎縮。我不想簡單的談論中共有多可怕,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他真的要幹時沒人可以鬥得過,因為他可以不擇手段。但當人的恐懼感被放大,他的精神人格萎縮了,這才是我最擔心的。重要的不是看得見的控制,而是看不見的控制,所以要把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說明白。」

面對極權管治 堅忍冷靜抗爭

我嘗試記錄跟金燕的這段對話時,心卻在添馬艦政府總部的學生身上。他們堅持了一星期,星期五晚留守政總外,這個抗命時代之下,我們需要的堅持豈止一星期,而是如金燕般巨大溫柔的能量,才能對抗十年、二十年,才能不為抗爭的「沒用」泄氣,才能以溝通完成世代、家人、朋友間的政治創傷治療。我們在學生中看到了堅忍和冷靜,面對極權統治, 除了溫柔、堅持和智慧,我們別無他法;也不要忘了在大家身上彼此取暖,正如我每一次跟大陸的維權人士見面,每一次看見學生的行動,也彷彿注滿了能量。只有大家結合起來,看透日常生活各種看不見的控制,並將抗命跟日常結合起來,我們才能不為所動地一起走下去。

文/ 何雪瑩

圖/ 陳淑安

編輯/ 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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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香港分會2014“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文:曾金燕

國際特赦香港分會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策劃與中國相關的影展單元。此次電影節將呈現兩部中國作品:《自由城的囚徒》和《¥15,220,910.50發課稅案》(又名《艾未未的上訴》)。

當我們談論艾未未時,他已經不是我們所談論的艾未未。艾未未的紀錄片、藝術、政治、社會工作和艾未未本人……一體不可分拆。邏輯分類分析割裂了經驗上時間、空間、藝術、政治、社會、人的不可分割性。各種方式呈現的艾未未,總是這樣那樣地不完整。然而,艾未未工作室2014年的新片《¥15,220,910.50發課稅案》,使我們有機會與“彼時彼地”的艾未未共渡125分鐘,重新審視具有獨立人格的艾未未。影片將觀眾帶入直接面對真實中國的衝擊,反思如何保存作為人的尊嚴,同時顛覆謊言政治下官僚系統的話語體系。生活在中國,如同在限速30公裡時速的高速公路上開車,每輛車都以超過70公裡的時速奔跑。“……每個人都是犯罪嫌疑人,只是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罪名……”(艾未未)。成功通過惡的法律與落後的倫理設置,政府先使整個社會每個人都成為違法者,再通過選擇性“執法”有效地製造恐懼。長期以往,日常生活中無法正直做人的公眾,大多選擇主動地默默配合政府,不去觸動敏感開關,過豬圈裡的幸福生活。

專制制度下,國家不幸詩家幸,伊朗被禁止從事本職工作被軟禁的導演拍出《這不是一部電影》(This is not a film),中國有《自由城的囚徒》,都是紀錄片歷史上不多見的囚徒影像。影片等待戈多式的荒誕,直至今日還在延續。24小時的長年監視、軟禁造就的囚徒,何嘗只是被軟禁者?為了國家利益而超越法律程序軟禁一名良心反抗者,在實施軟禁的看守身上,產生多重深遠影響。看守只有放棄對工作意義的思考,放棄作為人的基本良心的評判,才能夠維繫對上級命令的服從,才能夠步步亦驅地防範囚徒獲取自由的任何可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得到獎金和升遷。

選擇這樣兩部影片,對此時此地的香港觀眾意味深長。香港民眾正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以行動替代思考,回答人大給出的偽普選方案問題。中國共產黨政府已經十分成功地創造出他們的政權話語體系,將虛構的歷史和當下,通過傳媒、黨組織、學校等機構,發起一場又一場的傳達、討論、報告運動,重複聲明其觀點,將它創造的話語體系在千萬次的複述和無所不在的權力包圍中固化為一種知識,進而演變成一種深入個體潛意識的真理。它根本不需要公眾相信它的話語,明目張膽地一次次違背它的歷史承諾。它只需要造就符合它的利益的語言範式,令公眾不知不覺地進入它的語言邏輯,按照它的規範行事。香港公交系統“有選票你要不要”的多媒體廣告,正是一例。廣告的影像語言成功地將選票真偽問題繞過,將具有普世標準的選票,扭曲為接受審查和控制的一張紙,並試圖通過重複植入公眾的意識形態。 這就不難理解,在意識形態控制加強的大背景下,為何已經有十年地下放映歷史的中國獨立電影節,今年遭到尤其嚴重、粗暴的方式終止。栗憲庭電影基金資料館一千七百多部大陸本土獨立電影被警察全部收繳。獨立紀錄片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語言範式汪洋裡特立獨行的寥寥少數。哪怕是談論愛情,獨立電影的語言範式本身意味著對政治意識形態控制的顛覆,更不用說地下狀態的歷屆獨立電影節已經初步發展出融合新舊獨立電影導演、本土及國際電影研究者、獨立電影觀眾等人的社群,電影節本身就是另類的、多元的集體表達和集體行動。

《¥15,220,910.50發課稅案》和《自由城的囚徒》呈現的是個體的、也是時代的中國人的屈辱和尊嚴。通過觀影,香港觀眾幫助導演完成影片創作的最後一個環節。曾經享有自由的香港人,迴歸一黨專政的“祖國”,是否預言人人失去機會做正直者,都成為國家嫌疑犯?

开幕电影 Opening film 《¥15,220,910.50 發課稅案》

導演:艾未未 中國‧普通話對白,簡體中文字幕‧2014‧125分鐘

放映時間 Time 3/10 1930;5/10 1930;8/10 2145

放映地點 Venue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 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 (港鐵油麻地站C出口)Prosperous Garden, 3 Public Square Street, Yau Ma Tei, Kowloon. (MTR Yau Ma Tei station – Exit C)

售票:http://www.cinema.com.hk/revamp/html/cinema_every.php?lang=c&cinema_id=10 北京法院贴开庭传票 借款者分别把钱制作成纸飞机,纸团,用鸭梨表示要跟未未分担压力,一起从门外丢入工作室内 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被非法拘禁81天後釋放,他任職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被處以15,220,910.50元的巨額稅務處罰。在數萬網民捐款的支持下,艾未未展開了司法抗爭。影片直擊警車近距離跟蹤艾未未;艾的同事及拍檔相繼被任意傳召問話、拘禁、虐待;其妻名下之發課公司被追收高額漏稅罰款。 艾未未一語道破,在中國式司法制度下「我們都是疑犯,然而嫌疑人卻不可知道所犯何罪。」─在警方、稅務部門、法院聯手配合下,上訴也不過是等待可以預期的結果:敗訴

Ai Weiwei’s appeal (¥15,220,910.50) China‧In Mandarin with Simplified Chinese subtitles‧2014‧125 mins Director: Ai Weiwei Ai Weiwei’s appeal ¥15,220,910.50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enowned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s illegal detainment for 81 days and his subsequent release. Along being fined an enormous sum of RMB 15.22 million tax penalties for the Beijing firm Fake Cultural Development Ltd., where Ai Weiwei works. Ai Weiwei,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tens of thousands of online friends, attempted to appeal this charge through legal means. The film includes scenes of police cars following Ai Weiwei from a close distance; his colleagues and partners being randomly called for investigation, detentions and torture; and Fake Ltd., which was under his wife’s name, was fined with an enormous amount of penalty for tax evasio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practice is “We are all suspects, yet suspects are not allowed to know what their charges are” – Ai Weiwei gave away the fact. To appeal is just another wait for an expected outcome: Fake has lost its case due to the alliance among the police, taxation bureau and the courts.

《自由城的囚徒》 導演:胡佳、曾金燕 中國‧普通話對白,中英文字幕‧2007‧31分鐘

放映時間及地點 Screening Time & Venue (免費觀影) 27/11 1930 KUC: KUC Space 九龍佐敦道2號 No. 2 Jordan Road, Kowloon

28/11 1930 GoodLab: 好單位@太子 Good Lab @ Prince 九龍旺角砵蘭街372號儷凱酒店五樓 5/F, Le Prabelle Hotel, 372 Portland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導演將出席映後座談會,普通話主講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with director, conducted in Mandarin)

影片來自2006年8月到2007年3月,胡佳被國保軟禁在北京「Bobo自由城」的家中,一次長達214天的監視居住下的真實紀錄。胡佳以溫柔的聲音描述樓下每天的光景:國保們吃午飯、餵小貓、午睡、玩紙牌,裝成普通百姓一樣跟蹤著曾金燕上學。 胡佳每天除了在有限度的網絡與電話之間,維持對外各種溝通支援之外,拍攝成為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務。拍攝國保的運作,使他與國保之間形成另一種相互觀察關係。香港人和大陸人都極為害怕且神秘莫測的國保系統,本來就是恐懼的散播者的代名詞,他們在鏡頭之下頓成一種奇怪的生物,讓觀眾自由解讀。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China‧In Mandarin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2007‧31 mins Director: Hu Jia and Zeng Jinyan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was filmed from August 2006 to March 2007, documenting the life of Hu Jia under house arrest in “Bobo freedom city” in Beijing for 214 days, in which he was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of China closely. He narrates the happenings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 guards having lunch, feeding cats, having naps, playing cards, and following Zeng Jinyan to school with a disguise of ordinary people. Besides keeping contact with outside supporters through limited internet and phone calls, Hu’s most important task everyday was to film the guards everyday. Filming the everyday lives generated a mutual-observ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and the guards. Being an unimaginable organization or group of agents frightened by Hong Kongers and Mainland Chine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initially spreads, and stands for fear. Through the camera, they are portrayed as a kind of weird creatures, which becomes a clue for the audience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Lab)簡介

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籌備中)是一家致力於推動中國獨立紀錄片創作、交流與研 究的民間團體。開展活動包括中國獨立紀錄片放映,專題講座,文獻整理、發表及出版,編撰、出版中國獨立紀錄片年鑑,系統地翻譯國際紀錄片理論文獻,並與世界各地電影節合作策劃中國獨立紀錄片特別單元。

研究會發起人簡介

黃文海: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現居香港著書反思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

李鐵成:香港中文大學講師、博士後研究員,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獨立電影的生態和體制,博士後研究大陸及香港電影/錄像制作勞動與職業理想;

應亮: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策展人和電影教師;

張鐵樑:愛拷貝工作室成員,嶺南大學客席講師,文化研究員,博士論文從紀錄片電影節的角色研究東亞與香港的獨立電影;

曾金燕:香港大學在讀博士,論文寫作焦點之一是中國行動主義紀錄片。

第四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合作夥伴

主辦: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合辦:取消死刑聯合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新婦女協進會、風雨蘭、青鳥、基恩之家、酷兒團契、性神學社、九龍佑寧堂、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所

全力支持: 歐洲聯盟駐香港及澳門辦事處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澳洲領事館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KUC Space、好單位、通達伙伴、龍耳

The 4th Human Rights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partners Organiz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Co-organizers: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eminism, RainLily, Action for REACHOUT,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Queer Affirming Fellowship, Queer Theology Academy, Kowloon Union Church,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Lab Supported by: European Union Office to Hong Kong and Macao Australian Consulate-General Hong Kong Kwang Hwa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Center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KUC Space, The Good Lab, Accessibility Partner,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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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戒指

金戒指

20140831

 

爸爸说

所有的财富中

金戒指最好

饥饿时

奶奶用一枚金戒指

换来一只老母鸡

救了全家人的命

 

爷爷写给爸爸的最后一封信

我饿啊

不管什么吃的

你设法搞一点

寄给我

 

信纸泪痕已经干枯

我冷啊

你有没有不穿的棉袄

或者破了不能再补的衣裳

寄给我

 

遥远的异乡

爸爸

他没有棉袄

也没有点心

他手脚并用

背负嗷嗷待哺的幼儿

爬上新生共和国的熔炉

将爷爷的信

投入炙热的铁水

 

黄土堆上

插起了花圈

爸爸的眼泪

铸炼成社会主义钢铁

一缕青烟

随着熔炉架上的目光

飘散回故乡

权当为爹爹

烧下冥间的纸钱

为他购买香甜的软糕

送上一袭御寒的衣裳

 

爸爸

一如既往地

穿行在

社会主义工厂

夜深人静时

爬到铁塔顶端

遥望南方

压住内心的嘶喊

爹爹呀……

 

2014年8月31日

鼓棒敲打在添马公园

占领中环的号角吹响

蠢蠢欲动者失去了

父母逃亡的记忆

见利忘义者从来都

大行其道

文明的城邦

沉陷

索多玛不是传说

 

敲鼓人

重重地坠落

如果鼓皮能被打破

那一张吃人迷宫的牛首怪兽之皮

敲鼓人的声音

凄厉

如同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

任凭秃鹰啄食胸膛

敲鼓人的身体

颤抖

如同扑向烛火的飞蛾

舍了性命

 

只要一粒微弱的火种

星星点点的火种

中和爷爷饥饿的胃液

温暖爷爷寒冷的皮肤

融化钢铁铸成的履带

融化步步逼近的枪炮

 

熙熙攘攘的街头

情人突然站住

看我的眼睛:

你要不要金戒指

金戒指最好

所有的财富中

只有

纯金纯金的

戒指

才配得上女人的无名指

 

一枚金戒指

清脆地落在

危城深港

饥饿的黄祸预言

亦然成真

 

我看见自己

用竹筐背负了幼儿

惶恐地行走

人潮溃败

阴魂从地底伸出

指爪

长舌

捕捉

瘦骨嶙峋的

新鲜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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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父親的信

昨天女兒在我的IPAD上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大部份中文是她口授,小部份中文和全部英文是她自己拼寫:


“臭老爸我把我会的英文单词默出来给你看一下,看你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如果你看得懂,我就不叫你臭老爸了。如果你看不懂,我就叫你臭老爸。

fun  love , 你会不会这两个单词,如果你会,我就再默下面的单词给你看,听见了吗?臭老爸。我现在要写下面的单词了。

rain  tree   beach考倒你了吧,bus  kiss  home happy 你会不会读这些单词?我现在要考你英文数字,
one  two   three four”

然後她就使勁地想拼出這個中文意思:

Br2znU1CMAAAHvv

我笑:寶寶,你這不是為難IPAD嗎。金魚朋友看了這張圖后,恰巧也說寶寶“欺負電腦”。

記于我的前伴侶,孩子父親被警察帶走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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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及民间记忆计划获2014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

以下为摘要,详情请点击: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OUNrUTI4dW95YVU/edit

 

黄牛田电影

2007年8月20日,在广东惠州的黄牛田村,徐辛、王我、胡新宇、赵大勇、黄文海、刘高明、梁小武、前田佳孝和朱日坤成立黄牛田电影。次年该小组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以单独单元展出小组成员的部分作品。作为一个松散的独立电影创作团体,黄牛田电影发展至今,主要成员为朱日坤、王我和徐辛。

在独立电影备受打压的中国,这些作者们坚守“边缘”的创作地位,拒绝来自政治权力和商业目的的任何电影审查与更改,不断寻求影像艺术的创新,深切地关注被国家与主流传媒压制的社会话题,提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他们的作品,为被相互孤立隔绝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呈现自我和沟通互动的桥梁。因而齐氏文化基金会有幸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黄牛田电影,以支持其坚守边缘、不和权力与资本共谋、持续呈现底层的独立电影精神;表彰其在独立创作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民间记忆计划 

草场地工作站由吴文光和文慧发起,主要的纪录片创作者既有年过60岁的村民,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艺术家。从2005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到2010年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后来更名为“民间记忆计划”),日益凋敝荒芜的农村成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关注对象。

在预算微乎其微的状况下,2010年起“民间记忆计划”采访了超过1000位农村老人关于饥饿的记忆,覆盖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中12位作者在三年内完成了26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导演为桥梁,通过个人摄影机和表演性的纪录片创作,重建了导演的“根”村庄里个人饥饿历史事实以及饥饿的集体身份,是无声的农村老人罕有地以个人记忆再现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通过纪录片创作,导演们重建自我,在历史语境及既定的物理空间里(“根”村子)重新认识“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为饥饿亲历者开启了创伤治疗的旅途。纪录片创作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乡村图书馆、老人基金、环保、儿童发起等活动,既是影像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是导演们唤醒自我良知、重建乡村社区、实现社会自我组织的努力。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民间记忆计划,肯定其在个人影像和表演性纪录片创作方面的努力;感谢其挖掘呈现民间记忆,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多重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维度所作的贡献。

黄牛田电影获奖感言

2014年5月19日

成立黄牛田电影小组,是希望一帮志同道合的电影人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小组。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期待她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给出某种新的可能性。远离当时的环境再回头来谈初衷,初衷可能就是已经改变的现实。黄牛田电影目前的作品就是“初衷”的一个主要部分。

近几年,独立电影节受更严厉的政治打压,电影人的创作集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资本诱惑和政治压力下,真正在做独立电影的越来越少,作品的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黄牛田电影作为一个松散的小组,算得上是对抗艺术创作各种体制的一种方式。她存在意义是敦促作者面对现实,并从这个角度发声。但是每一个经验都是自身的镜子。作为处于边缘状态的我们,对现实需要有一种更加悲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也警惕她被论述的“社会意义”。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在表达不自由的环境下存在,其自身也与这种外部的环境和势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当这个环境越变越困难的时候,也许改变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现实,在严酷的体制和复杂的民间社会和江湖中,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虽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但是对自身负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第一位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到《黄牛田电影宣言》的态度和要求。

 

王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也是。

朱日坤: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和幸运。既然来了,努力活下去。

徐辛:目前来看,看不到中国的任何希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黄牛田电影宣言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作者,作为黄牛田电影小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

  1. 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电影审查;
  2. 我们的电影必须忠实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3. 拒绝因为发行或其他商业目的而对影片进行删改;
  4. 具有电影探索精神,尽可能的进行艺术创新;
  5. 作者拥有其影片完全的剪辑权;
  6. 有持续的创作能力;
  7. 对黄牛田集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8. 以上不仅是对我们某一部影片的要求,而是对我们所有电影创作的起码标准。

我们以我们的电影创作和行动来实践以上的宣言。

 

起草:2007年8月20日于广州黄牛田

最新修订:2011年3月10日于北京

2007年8月20日,发起成员于广州黄牛田

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201454)

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荣幸得知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计划,出发点就包括:回到并立足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域,艺术创作与现实改变之建设同步,我们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与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独立艺术计划,2010年开始,一群独立纪录片作者返回和自己有关系的村子(出生成长或祖籍村子),拍摄采访的村子老人讲述历史,并在过程中创作自己的纪录片。绝大部分参与者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自己亲戚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对这些采访拍摄者来说,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我们的纪录片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

 

在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四年之际,获知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倍感支持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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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映後交流編者按

文:曾金燕  2014年5月14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胡石根、刘荻被捕的今天,我们陷入了一场尴尬和刺痛。对中国政治略有理解的人都明白,当下中国,越是具有美德、學識或改变社会的直接行动能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国家公敌”。有识之士改进社会做出努力却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的美德和行动越是得到公众的肯定,他们越容易面临更加严酷的政治压制和孤立。即使公众的关注与敬仰强大到连狱卒也不能不听见,进而对良心犯保持基本的尊敬,也只是有限地减少施加在“囚犯”身上的恶意而已。秘密警察加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已经将限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监狱,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这迫使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打破监牢的物理局限,理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与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对话。

 

《我们》导演黄文海遭遇了两场意外。第一场意外发生在2008年。《我们》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12月国内《零八宪章》发表导致刘晓波入狱。纵使像刘晓波一类新闻性强的人物并未进入《我们》的电影结构,导演黄文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被与政治直接挂钩而发生急剧变化。2009年4月One Worl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电影节上,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观看了这部影片,误以为《我们》预知了《零八宪章》的发生,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一样关注国家的政治前途,认识到知识分子议事面对的是死胡同,终于合力将言论转变为直接行动。但此行动带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似乎渺茫。One World电影节同期将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徐友渔、崔卫平和莫少平代表领奖并与哈维尔、克裡瑪见面交流。

 

第二场意外发生在5月10日这场放映。《我们》僅有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放映,是在崔卫平家舉辦的內部交流。3月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筹备中)决定在香港放映《我们》,却未料到放映前夕,因5月3日闭门讨论纪念六四,崔卫平被审讯三個下午,郝建、徐友渔等人被捕。崔卫平、郝建是《我们》导演黄文海的恩师。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和《布拉格精神》,都是结束后极权政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對黃文海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个渊源是,五位被捕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其中胡石根因“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共16年,2008年出狱。导演自身也未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当下性已经被拉长到六年甚至更长。郝建自我反省的一段話,正是對《我們》中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物和中國當下的社會精英,在社會擔當與自我保存之間平衡的精闢描述[1]: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

 

當郝建不再繳納黨費,自動脫離共產黨組織,當他無法不紀念二十五年前被子彈奪取生命的堂弟郝致京,當他無法不去探望被軟禁的劉霞,他以行動對“到底怎麼辦”給出越來越清晰的回答。他們的六四閉門紀念,我以為參與者至多會遭致被再次軟禁的待遇。他们的被捕,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再一次具体地響應了《我们》片中不同人物采取不同方法改变社会的必然的类似的结局。而現場观众(蔡崇国)從另一個層面回應了這個时间维度:

 

80年代福柯講,其實人的理智、智力都足夠,但是為什麼我們從幼稚的狀態達不到成熟的狀態。不能夠成熟,一個是懶惰,一個是缺乏勇氣,然後就是行動。行動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可以改變什麼,再一個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是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止是獻身精神……我們要有勇氣,要保存自己,而不是理論上要認識透社會問題,認識透哲學問題,不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張超群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很透,比我們很多理論家都透徹。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就是啟蒙,我們每個人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我特别地悲伤,你说六年没变。我们80年代,和王军涛、和胡平搞这些东西,看來看去,三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影像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政府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或者他们自称的“政治动物”,或者更广义意义上说是关心中国前途的公众——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气质。此片“空间”直接写实和隐喻符号双重视觉化特征明显。立交桥下、地下室通道、地下旅馆、胡同旮旯、密室般藏着非法出版物的橱柜、阴暗的楼梯……摄影机长镜头敏感地捕捉了知识分子们逼仄的地下生存空间。片末张超群站在地下室旅馆的窗边抽烟,窗户向内大开,窗台外即是斑驳高墙,铁篦子连着旅馆与窗外的墙顶,仰看仿佛置身地牢。这令我想起胡佳等维权人士被国保警察强迫失踪时,常常被关押在北京某个旅馆的地下室,窗帘密闭,长期无法见到天日。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當具體實踐作為改變社會的直接行動,都走到南牆的時候,中國人的故土家園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又如何做出新的抉擇?黃文海說:

 

在这件事中,他们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总之,我感到还是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受教于这些老师,在工作中也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不断通过行动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映后交流的基础上,我對黄文海做了一個補充访谈,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线索。

全文請點擊閱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M1J2TVNVanh5ZFE/edit?usp=sharing

l  編者按

l  導演訪談

l  映後現場交流實錄

l  《我們》簡介

l  導演簡介

l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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