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父親的信

昨天女兒在我的IPAD上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大部份中文是她口授,小部份中文和全部英文是她自己拼寫:


“臭老爸我把我会的英文单词默出来给你看一下,看你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如果你看得懂,我就不叫你臭老爸了。如果你看不懂,我就叫你臭老爸。

fun  love , 你会不会这两个单词,如果你会,我就再默下面的单词给你看,听见了吗?臭老爸。我现在要写下面的单词了。

rain  tree   beach考倒你了吧,bus  kiss  home happy 你会不会读这些单词?我现在要考你英文数字,
one  two   three four”

然後她就使勁地想拼出這個中文意思:

Br2znU1CMAAAHvv

我笑:寶寶,你這不是為難IPAD嗎。金魚朋友看了這張圖后,恰巧也說寶寶“欺負電腦”。

記于我的前伴侶,孩子父親被警察帶走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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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及民间记忆计划获2014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

以下为摘要,详情请点击: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OUNrUTI4dW95YVU/edit

 

黄牛田电影

2007年8月20日,在广东惠州的黄牛田村,徐辛、王我、胡新宇、赵大勇、黄文海、刘高明、梁小武、前田佳孝和朱日坤成立黄牛田电影。次年该小组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以单独单元展出小组成员的部分作品。作为一个松散的独立电影创作团体,黄牛田电影发展至今,主要成员为朱日坤、王我和徐辛。

在独立电影备受打压的中国,这些作者们坚守“边缘”的创作地位,拒绝来自政治权力和商业目的的任何电影审查与更改,不断寻求影像艺术的创新,深切地关注被国家与主流传媒压制的社会话题,提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他们的作品,为被相互孤立隔绝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呈现自我和沟通互动的桥梁。因而齐氏文化基金会有幸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黄牛田电影,以支持其坚守边缘、不和权力与资本共谋、持续呈现底层的独立电影精神;表彰其在独立创作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民间记忆计划 

草场地工作站由吴文光和文慧发起,主要的纪录片创作者既有年过60岁的村民,也有80后、90后的年轻艺术家。从2005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到2010年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后来更名为“民间记忆计划”),日益凋敝荒芜的农村成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关注对象。

在预算微乎其微的状况下,2010年起“民间记忆计划”采访了超过1000位农村老人关于饥饿的记忆,覆盖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中12位作者在三年内完成了26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导演为桥梁,通过个人摄影机和表演性的纪录片创作,重建了导演的“根”村庄里个人饥饿历史事实以及饥饿的集体身份,是无声的农村老人罕有地以个人记忆再现中国共产党上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通过纪录片创作,导演们重建自我,在历史语境及既定的物理空间里(“根”村子)重新认识“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为饥饿亲历者开启了创伤治疗的旅途。纪录片创作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中产生的乡村图书馆、老人基金、环保、儿童发起等活动,既是影像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行动,是导演们唤醒自我良知、重建乡村社区、实现社会自我组织的努力。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民间记忆计划,肯定其在个人影像和表演性纪录片创作方面的努力;感谢其挖掘呈现民间记忆,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多重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维度所作的贡献。

黄牛田电影获奖感言

2014年5月19日

成立黄牛田电影小组,是希望一帮志同道合的电影人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小组。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期待她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给出某种新的可能性。远离当时的环境再回头来谈初衷,初衷可能就是已经改变的现实。黄牛田电影目前的作品就是“初衷”的一个主要部分。

近几年,独立电影节受更严厉的政治打压,电影人的创作集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资本诱惑和政治压力下,真正在做独立电影的越来越少,作品的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黄牛田电影作为一个松散的小组,算得上是对抗艺术创作各种体制的一种方式。她存在意义是敦促作者面对现实,并从这个角度发声。但是每一个经验都是自身的镜子。作为处于边缘状态的我们,对现实需要有一种更加悲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也警惕她被论述的“社会意义”。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在表达不自由的环境下存在,其自身也与这种外部的环境和势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当这个环境越变越困难的时候,也许改变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现实,在严酷的体制和复杂的民间社会和江湖中,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虽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但是对自身负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第一位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到《黄牛田电影宣言》的态度和要求。

 

王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也是。

朱日坤: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和幸运。既然来了,努力活下去。

徐辛:目前来看,看不到中国的任何希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黄牛田电影宣言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作者,作为黄牛田电影小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

  1. 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电影审查;
  2. 我们的电影必须忠实表达自身的思想、观点和立场;
  3. 拒绝因为发行或其他商业目的而对影片进行删改;
  4. 具有电影探索精神,尽可能的进行艺术创新;
  5. 作者拥有其影片完全的剪辑权;
  6. 有持续的创作能力;
  7. 对黄牛田集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8. 以上不仅是对我们某一部影片的要求,而是对我们所有电影创作的起码标准。

我们以我们的电影创作和行动来实践以上的宣言。

 

起草:2007年8月20日于广州黄牛田

最新修订:2011年3月10日于北京

2007年8月20日,发起成员于广州黄牛田

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201454)

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荣幸得知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计划,出发点就包括:回到并立足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域,艺术创作与现实改变之建设同步,我们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与建设的参与者之一。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独立艺术计划,2010年开始,一群独立纪录片作者返回和自己有关系的村子(出生成长或祖籍村子),拍摄采访的村子老人讲述历史,并在过程中创作自己的纪录片。绝大部分参与者是“80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自己亲戚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对这些采访拍摄者来说,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我们的纪录片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

 

在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四年之际,获知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倍感支持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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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映後交流編者按

文:曾金燕  2014年5月14日

 

徐友渔、郝建、浦志强、胡石根、刘荻被捕的今天,我们陷入了一场尴尬和刺痛。对中国政治略有理解的人都明白,当下中国,越是具有美德、學識或改变社会的直接行动能力的人,越容易成为“国家公敌”。有识之士改进社会做出努力却面临牢狱之灾时,他们的美德和行动越是得到公众的肯定,他们越容易面临更加严酷的政治压制和孤立。即使公众的关注与敬仰强大到连狱卒也不能不听见,进而对良心犯保持基本的尊敬,也只是有限地减少施加在“囚犯”身上的恶意而已。秘密警察加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已经将限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监狱,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这迫使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打破监牢的物理局限,理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生命史,与他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对话。

 

《我们》导演黄文海遭遇了两场意外。第一场意外发生在2008年。《我们》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地平线单元评委会特别奖,12月国内《零八宪章》发表导致刘晓波入狱。纵使像刘晓波一类新闻性强的人物并未进入《我们》的电影结构,导演黄文海的个人命运却因此被与政治直接挂钩而发生急剧变化。2009年4月One Worl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ilm Festival电影节上,七七宪章的参与者们观看了这部影片,误以为《我们》预知了《零八宪章》的发生,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一样关注国家的政治前途,认识到知识分子议事面对的是死胡同,终于合力将言论转变为直接行动。但此行动带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似乎渺茫。One World电影节同期将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徐友渔、崔卫平和莫少平代表领奖并与哈维尔、克裡瑪见面交流。

 

第二场意外发生在5月10日这场放映。《我们》僅有一次在中国的“正式”放映,是在崔卫平家舉辦的內部交流。3月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筹备中)决定在香港放映《我们》,却未料到放映前夕,因5月3日闭门讨论纪念六四,崔卫平被审讯三個下午,郝建、徐友渔等人被捕。崔卫平、郝建是《我们》导演黄文海的恩师。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和《布拉格精神》,都是结束后极权政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對黃文海產生深遠的影響。另一个渊源是,五位被捕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其中胡石根因“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共16年,2008年出狱。导演自身也未觉察到,《我们》所具有的当下性已经被拉长到六年甚至更长。郝建自我反省的一段話,正是對《我們》中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付出慘重代價的人物和中國當下的社會精英,在社會擔當與自我保存之間平衡的精闢描述[1]: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

 

當郝建不再繳納黨費,自動脫離共產黨組織,當他無法不紀念二十五年前被子彈奪取生命的堂弟郝致京,當他無法不去探望被軟禁的劉霞,他以行動對“到底怎麼辦”給出越來越清晰的回答。他們的六四閉門紀念,我以為參與者至多會遭致被再次軟禁的待遇。他们的被捕,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再一次具体地響應了《我们》片中不同人物采取不同方法改变社会的必然的类似的结局。而現場观众(蔡崇国)從另一個層面回應了這個时间维度:

 

80年代福柯講,其實人的理智、智力都足夠,但是為什麼我們從幼稚的狀態達不到成熟的狀態。不能夠成熟,一個是懶惰,一個是缺乏勇氣,然後就是行動。行動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可以改變什麼,再一個就是啟蒙。啟蒙是什麼?啟蒙是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止是獻身精神……我們要有勇氣,要保存自己,而不是理論上要認識透社會問題,認識透哲學問題,不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張超群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看得很透,比我們很多理論家都透徹。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就是啟蒙,我們每個人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我特别地悲伤,你说六年没变。我们80年代,和王军涛、和胡平搞这些东西,看來看去,三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影像上呈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政府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或者他们自称的“政治动物”,或者更广义意义上说是关心中国前途的公众——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气质。此片“空间”直接写实和隐喻符号双重视觉化特征明显。立交桥下、地下室通道、地下旅馆、胡同旮旯、密室般藏着非法出版物的橱柜、阴暗的楼梯……摄影机长镜头敏感地捕捉了知识分子们逼仄的地下生存空间。片末张超群站在地下室旅馆的窗边抽烟,窗户向内大开,窗台外即是斑驳高墙,铁篦子连着旅馆与窗外的墙顶,仰看仿佛置身地牢。这令我想起胡佳等维权人士被国保警察强迫失踪时,常常被关押在北京某个旅馆的地下室,窗帘密闭,长期无法见到天日。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當具體實踐作為改變社會的直接行動,都走到南牆的時候,中國人的故土家園向何處去,知識份子又如何做出新的抉擇?黃文海說:

 

在这件事中,他们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如何克服恐惧。总之,我感到还是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受教于这些老师,在工作中也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就是我们的先行者,不断通过行动给我们带来启示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映后交流的基础上,我對黄文海做了一個補充访谈,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思考线索。

全文請點擊閱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M1J2TVNVanh5ZFE/edit?usp=sharing

l  編者按

l  導演訪談

l  映後現場交流實錄

l  《我們》簡介

l  導演簡介

l  嘉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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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談入獄準備

字幕subtitles: 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
Interview With Uy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Excerp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dkNxMktvNmtMODg/edit?usp=sharing

《對話》DVD購買,附贈《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http://acopy.net/chi/content/對話

Purchase a DVD copy: http://acopy.net/en/content/dialogue-pre-order-delivery-date-june-30

2014年3月29日《對話》+《對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的採訪(節選)》映後問答記錄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LXk2SmpDTXEzd1U/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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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时候 我们谈论什么

Text by 曾金燕

本文精简版发表于《号外》2014年3月刊 

l   前言

l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l   女儿身

l   性道德律

l   性紧箍咒

l   性摇钱树

l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l   参考目录

 

前言:

 

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24分钟的新闻片,以暗访、偷拍方式曝光广东东莞色情业:《管不住的“莞式服务”》。这条新闻拉开了新一年中国当局运动式“扫黄”的大幕,从南到北,XX夜总会被查禁,XX小姐被抓,XX公安被拉下马的新闻每天都见诸报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扫黄”却在民间掀起一场有关如何看待性工作者、性产业的大讨论。讨论最初发生在两极:一极说性服务违法且败坏道德(官方媒体),另一极说出卖肉体比出卖灵魂强,东莞要挺住(网络舆论);而后,更多更富有层次的调查与讨论浮出水面。官媒和坊间争相谈论“性”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从青姐姐到虎姐姐

 

十七八岁的江西妹子青,圆润丰满但不肥胖,皮肤白皙柔软光滑,自然卷曲的黑发下垂,慵懒地盖住脖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告诉我男朋友不日从江西老家来小镇看她。青起身,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弯腰朝静静流淌的溪水打去。小石子在水面弹跳了四次,才沉到水底。隔一周在溪边,青依旧打水漂,脸色沉郁地看着它沉入水底。男朋友回去了,她给了他一笔钱,支持他做“生意”,剩下的钱,她寄回老家。江西革命老区一间普通的泥墙草顶屋子里,她的钱不够老老小小开销,却也足以维持着活下去。家里的梦想,是尽快起一栋楼房,给哥哥和弟弟娶媳妇,如果还有钱,给爷爷奶奶治病。

 

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我找青玩,撞见班主任尾随她进入饭店后的平房。老师和青不知道我远远跟着走到平房的窗前,又飞快地跑了。再到溪边,我对青说,表哥们不从女朋友那里拿钱,我还告诉她,客家人可以相互帮工一起建大房子,不需要很多钱

 

我的家乡是一个南方贫困县里相对繁华的小镇,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有规模不大的国营煤矿和水泥厂,以及一条国道穿过小镇通往象征发达世界的广东。国道意味着运输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青是九十年代涌入小镇散聚于各种发廊、饭店成百上千的女人之一,生活在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常生活与我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当地生活时间长了,她们中不少人混迹于本地操持家务农活的客家女无从辨别。青姐姐们青阿姨们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不等,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江西,以及本县北部山区更加贫困的乡镇。邻里的闲话,除了谈她们家乡的穷,还有等着寄钱回家的家长、丈夫、男朋友,和牵肠挂肚的孩子。许多人誓言挣够钱了,还债了、添置嫁妆了、盖房了、父亲的病治好了、儿女毕业了……她们就不干这一行了。事实上她们一年年回来,或者去了更远的南方。有时候她们的家人来探亲,丈夫与她们过夜,然后带走一笔钱。钱很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数目。

 

家乡小镇只是整个九十年代“发廊”、“饭店”作为性工作场所遍地开花小镇的一个缩影。2008年前后对珠三角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显示,受访小姐们绝大多来自乡村和小城镇,她们中许多人初中辍学,家庭年收入非常低(低于3000人民币)。金融风暴导致2000万工人失业,更多的女工流入性产业,成为中国大陆600万性工作者中的一员[1]。放在今天的语境,青们是中国2.6亿农民工的一分子,她们来自荒芜凋敝的乡村或小镇,留在繁华现代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的经验可谓老掉牙,却不断重新上演。离开家乡对这些女人意味着用身体或劳动换取金钱,把自己从原有的不幸生活中购买出来。

 

再频繁见到青姐姐青阿姨们时,已经是2002年夏天在南方某市的女子收容教育中心。她们吸毒,从事性交易,进入收容教育中心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大多数再回到吸毒和性工作的生活常规。她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补偿罚款和进收容教育中心而损失的、欠下的金钱。

 

2003年见到青姐姐们,她们已经是更精明也更伤心欲绝渴望结婚的女子。和工厂里大量来自港澳台的工程师、销售、经理或老板一起,住在深圳工业区的各种新建商品楼中。湘妹子美玲非常喜欢给“先生”买苹果牌的衬衣和裤子:“有品位又不太贵!”我们一起坐车去虎门和中山逛街购物,她们张罗着公寓里的一切,家俱是否合意,灯光是否浪漫,衣服是否得体,“先生”们的胃是否满意,准备生几个宝宝,如何更好地与生意伙伴们社交。二奶村里最多的八卦,是谁的“老公”保证和台湾的大奶离婚,谁的“老公”回台湾后杳无音讯,谁的“老公”是书呆子绝对不会抛弃楼里这一位,谁今日哭泣断肠,而从跳楼老乡那里总结的教训是:不能对“老公”太好,一定要控制银行账户……

 

最近一次见到的,是美丽能干的虎姐姐。她常住南方,往返香港,在北京有一辆越野和一辆宝马,在中原某地经营矿业。每次开车去北京国际机场接机的男人,是中××委副主任。虎姐姐在随行的女朋友脸上亲一口,对我笑:仰慕者而已,不是情人,他帮我做生意,不要乱想。

 

女儿身

 

青姐姐们在家乡原有的不幸生活,是女儿身在城乡鸿沟前的当代悲剧。新近对珠三角小姐的研究发现,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对小姐们进入性产业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一旦挣扎着逃离式地外出,她们几乎都不再选择返回家乡或原有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去。她们从性交易中获取更多的物质、性和情感资源,提高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他只要我做一个乖乖顺从的女儿。

爸爸,给你多少钱才会同意我嫁给他而不是他?

他已经习惯了在家里当老大,对妻子一点尊重也没有。

他留她在家中一成不变地担当贤妻良母的功能。

他是被宠坏了的孩子,三十多岁了还只能依赖别人生活,对未来根本没有打算。

 

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在中国并不是古老遥远的传说。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溺婴和瞒报女婴,是中国人口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女孩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被放在兄弟的需要之后。就学和就业没有平等的机遇,好不容易有一群“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女子,二十多岁就被教育部定义为“剩女”。无论“激进”抗议还是“理性”呼吁都已经17年,与强奸罪名相互抵触的、认可儿童性交易知情同意权的“嫖宿幼女罪”依旧未能从中国《刑法》360条里废除。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物质、劳务、精神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得不到认可,2011年司法部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不动产判给产权登记一方,根本不考虑广大农村妇女面临离婚时净身出户的普遍可能性。社会无有效机制保护亲密关系里受暴力伤害的一方,导致李彦在屡屡忍受家暴求助派出所、医生、妇联无门,在遭受再一次暴力威胁时激情举枪杀夫,2013被最高法院复核批准死刑。同年,父亲因不堪忍受儿子索债辱骂杀子分尸一案,被判入狱十年。

 

东莞扫黄新闻出台后,性自由和性交易权利成为公共关注的一大热点。关于产生小姐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性别的中国现状却未得到充分探讨。同为小姐,乡村中的女儿比城市中的女儿更不具资源和机会。但毫无例外地需要问一问,是怎样的性别歧视压迫经验、亲密关系中僵硬陈旧固化的性别角色,和如何有限的人生发展机遇,促使她们选择性交易作为人生上升的可能阶梯?身为女儿,不幸者沉默或死亡,或成为性工作者,获得相对的人生自由。但讨论性工作在中国作为一种自由选择,仿佛是经济学里探讨自由市场时,光讨论研究问题而将此问题必须依附成立的一系列假设条件忽略不计。性工作者们何时在健康、教育、家庭处境、身份地位、年龄、发展机遇、社会保障等等条件与其他工作者的差异缩小到不明显?

 

除了经济需求,都市梦、现代梦和期待更浪漫多元的亲密关系是她们进入性产业的其他动因。获得独立启蒙的女子通过性工作获得的资源为自己的生活添色,并试图通过自身而非婚姻伴侣来保障未来的生活。表面看这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深层次里依旧是性别不平等通过城乡不平等扩大化的产物。身为小姐和外乡人,背负双重歧视的她们,对未来稳定的更好的生活的期待难以实现,往往卷入毒品、赌博、黑社会操控,陷入被利用剥削的感情关系里而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

 

性道德律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相互攻击对方性乱,冀图通过性道德正确为自己执政增加合法性。中共上台以后,开展包括根除妓女等运动,从未放松对性道德的管制,从而确定新政权下民众需遵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压制欲望,瓦解自我,抹杀个体,提倡集体,一元关系,绝对服从。道德主体在规训中建立并进行自我改造,以符合官方提倡的道德律,避免受到惩罚。道德主体化需要通过完整的体系和机制运作来实现,其中包括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政府法律和宣传政策上对无直接受害对象的性活动(性工作、色情活动、群交等)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对非婚性关系进行道德谴责,更无措施保护非婚生育的儿童权益。中国现实状况是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扫黄只能扫扫市面上的黄,却根本不能触及官场上权钱色交易。女人成为官员、商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品,被包养的女子每月2万元生活费从何而来?《中国式情人》为官员的二奶们勾勒出肖像轮廓[2]。有朝一日官员们即使因“反腐”被审判,大多数官员在权色交易方面的罪行会被轻易放过,至多“作为生活作风有问题”提及。而1997年“嫖宿幼女罪”引入刑法并至今不能废除,一种广泛的猜测是立法者投权势者所好,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与处女幼女性交越多,越彰显其男性气质和权势之大。这是当代中国版的“体位相似”原则。免费索取、购买、交换和抛弃女人提供的性和情感服务,对男人是有利的,多多益善,彰显了男性的身份地位和权势,将会使男人的事业生活更加兴旺发达。

 

随着市场化和网络化带来的自由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专政统治者使用更灵活的社会治理策略时,来自压制对象的抵制也日益增长,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言论审查的窗口期,提供了草根民众公共表达的可能性。央视播出谴责莞式服务的性产业偷拍视频,来自民间挺东莞的言论瞬间在社交媒体上汹涌澎湃,形成可以与官方价值相抗衡的“民间”话语空间。公众一则不满央视以媒体面目出现却丧失职业道德,二则不满政府操控媒体对民众进行性道德训诫进而侵犯公民隐秘的私人空间。三则公众对性商品化、性交易的事实认可已经大大超过从前。第五个原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性”在公共话语体系存有禁忌,关于它的讨论与事实真相关系甚少,更多的是一种浸透了权力关系的话语披露。从CCTV播放薛蛮子坦白“性乱”的认罪视频,到对“莞式服务”的指责,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当CCTV谈论性的时候,它究竟在谈论什么。央视报导引发的众怒,是公众情绪化、简单化、符号化表达反对CCTV一贯代表的官场文化和公权力腐败。包括普遍缺乏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语境下,公众对谁有性自由的羡慕妒忌恨,对谁享用性服务、谁从性产业获益以及谁从扫黄中受益等权力关系的想象和谴责。例如能够逃避司法惩罚,或勉强用“嫖宿幼女罪”规避“强奸儿童”罪行的,大多是政府官员和社会中有权势者。但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关注,未必就普遍存在“东莞挺住”的考虑范围内。

 

性紧箍咒

 

人们多健忘,珠三角地区持续十多年的「禁摩令」以及随后蔓延各大中城市的禁摩运动已经淡出公众视野。此次东莞扫黄,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当局在禁摩运动中使用警察力量、宣传机器和群众动员等相同策略。2011年3月吴邦国宣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建立,但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影响范围内的社会组织的首要任务,依旧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和保障其权力正常运作,而非部门的职业化专业化操作。东莞出动6525名警察查封12个色情场所,一周内其他九个省份接连开展高强度突击扫黄,其中成都和哈尔滨出警量分别高达6000名及5000名。从正常国家的警察治理角度来看,未免太过荒谬。即使纵向对比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措施,此次扫黄运动中的粗暴、动用警力之多、短期内涉及地域范围之广,彰显了专政政府中央集权的调度能力,反之可以看作是政府有效治理社会能力的倒退。

 

扫黄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官方日程,因为本质上性商品化、性自由化是对专政统治的重大威胁。满足隐秘的性欲望而创建的相对自由的自我,加速一个社会的政治自由进程,挑战专政权威。性交易自由使得民众获得更多的身体和经济主导权,并伴随着对政治权利的进一步要求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尽管男女在这种权利面前并不不对等。因而频繁整治色情产业是中央政府控制性道德和性文化从而确定公众行为规范的一个具体策略。

 

性摇钱树

 

地方政府却另有考虑。综合不同的数据源,保守估计性产业在中国达到每年5000亿产值的规模。地方政府除了能获取性产业(宾馆、餐饮、直接和间接色情服务以及性产品生产销售)对税务、消防、卫生等部门的税费贡献,每次扫黄运动中,还能从贿赂和罚款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拒绝放弃巨额的贿赂和罚款,是性产业合法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障碍。例如依据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每年有1.8万-2.8万女人由公安机关决定送到收容教育中心改造学习,生活费自理,收容期限从6个月到2年不等。这些被收容教育者的日常消耗、所从事的生产收益及为提早释放付出的贿赂,数量巨大却含糊。而管教和被收容者都清醒地知道,她们一旦获得自由,重操旧业也许是能有的最好选择。

 

地方官员在对性产业事实上的管理中,模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维稳为国家首要议程,并在使用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情况下,当局开始使用变通手法来治理社会,甚至将维护社会稳定进行商品化,以取得暂时的表面稳定。此政治语境下,扫黄运动生生不息,性产业越来越兴旺,以空间的转换和形式的创兴面貌出现。香港媒体忧虑性工作者大量涌入香港即是一例。

 

性工作者的普世人权

 

性工作当然是一种复杂的自由选择,如果它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性交易中自我如何客体化进而商品化的哲学议题,有待另起对现代性的批判进一步探讨。目前人们谈论性工作者的权益保护时,大多还停留在承认性工作者作为人生而有之的普世人权的阶段。使得我不禁思考需不需要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将“不分是否从事性交易”这一身份特别提出加入“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中国政府会放松对性自由的控制吗?它是否愿意尊重具有知情同意的性行为,保护公民远离性侵犯、性压迫和性剥削?它是否能尽快将无受害者的性行为,如基于自愿的成人性交易、色情活动、群交,去罪化并免除道德谴责?它能否分级管理文化产品,以避免色情产品在青少年中过度泛滥,同时又不阻止成年人消费具有色情内容的文化产品?它能否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建立全面的防止性侵犯保护网?

 

不扫黄时实质上已经对性产业进行黑白通吃的管理,扫黄时“越扫越黄”黄色产业越来越发达的事实面前,中国政府是否考虑放弃扫黄带来的经济收益,一方面打压组织化卖淫、毒品交易和黑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控制,另一方面改变心态,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的健康服务和安全保障?香港的一楼一凤加上性工作者自己成立的组织和协会,也许是中国大陆可以参考的过渡模式。

 

参考目录

Ding, Yu. “Negotiating Intimacies in an Eroticized Environment: Xiaojies and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3, no. 1 (2012).

Foucault, Michel. The Care of the Self.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1990.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no. 6 (2013): 1475-508.

Sigley, Gary. “Sex, Politics and the Policing of Virtu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 2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edited by Elaine Jeffreys. 43-61: Routledge, 2006.

Xu, Jianhua. “Authoritarian Polic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of Motorcycle Ba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013): 1-22.

Zeng, Jinyan.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Ai Xiaoming’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orthcom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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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唯一的表达

曾金燕  2014年1月4日于香港

法语名:La vie d’Adèle – Chapitres 1 & 2

英译: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

港译(译自绘画小说原著之名):接近无限温暖的蓝 (本文正文皆简称《蓝》)

中译:阿黛尔的生活

导演:Abdellatif Kechiche

201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不好意思地告诉几位朋友,自己已经三次进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看《蓝》了。一位朋友回应说:这么巧,我也看了三次。一位看了两次的朋友说:我们一起再去看《蓝》吧。

 

高二少女阿黛尔主修法国文学,香烟与性在法国校园并不是青少年的禁忌。在街头与一位蓝发女子擦肩而过,相互回望,渐行渐远的阿黛尔突然脸红。与交往的男友上床后阿黛尔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在假装。因为街头偶遇的瞬间,印证了电影开场文学课上老师的讲解,一见钟情的刹那,主人公为何描述内心似乎缺了一角?无法认识留住陌生情人的遗憾,使少女阿黛尔不能保持与男友异性恋情爱。阿黛尔作为学生和毕业后当老师的课堂朗读分析文本的场景一共出现了四次。连同在公园、排队等场所关于哲学、文学和绘画艺术的文本讨论场景,完成了电影的结构,诠释了导演关于日常生活电影镜头背后的逻辑,包括那注定要发生的悲剧。

 

悲剧与生俱来。阿黛尔与爱玛相互到对方家吃晚饭过夜,从食物的准备,父母与女儿两代人之间的闲聊,以及入夜不同的做爱入眠方式,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揭示了阿黛尔与爱玛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预示了爱玛最终的抉择。阿黛尔的情商令她敏锐地感知他人、理解世界,确立她与众不同的哲学态度,但却无意也无法在言语上与外人交流。之前的萨特哲学讨论也罢,之后的埃贡艺术探讨也罢,阿黛尔并不了解也无兴趣了解。她的身体即是她狂热、深沉而执着的爱的表达。爱玛屡屡在家人朋友面前巧妙地为阿黛尔辩护,试图树立阿黛尔具有艺术和文学天分的形象。阿黛尔却无意艺术圈的躁动与喧嚣,真诚地以为赞赏爱玛的画廊老板是爱玛的朋友。爱玛解释,那只是生意关系。庆祝爱玛画展的派对上,丽丝舔叉和手上的意面酱汁的镜头,已经将她与爱玛间的情欲阐述作出铺垫。后来冲突中爱玛怒吼要阿黛尔滚出去,看似是由于寂寞中阿黛尔与男同事上床带给爱玛伤害。实质上爱玛戏剧化的反应,暗示了急于成为万千宠爱画家的她,在精神上,或许包括肉体上,早已背叛了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想要做老师、对公开写作和出人头地毫无兴趣的阿黛尔。爱一个人,纵使受伤痛苦,还是会千方百计地接近她,留住她,包容她犯下的错。而不是流连于与新欢的合作,让还在同居的旧爱孤独寂寞。也不会只在乎用电话与他人吵架,而完全忽略身旁阿黛尔的感受和她准备的咖啡与面包。更不会一旦对方出错就立马一脚永远踢开她。但阶级鸿沟带来的情感剥离在镜头里是间接隐晦的,给了观众多重阐释的空间,要么为爱的炽烈、纯粹和脆弱伤感,要么为爱在阶级差异面前不堪一击悲叹。

 

三个小时的影片中,摄影镜头十之八九直接呈现人物的大头或裸体特写。演员的表演功力经受住了长时间近距离镜头的考验。模仿纪录片的镜头手法,手持机拍摄的连续镜头造成的抖动或快速切换场景,建构了另一种影像的真实,令观众与片中人物感同身受。导演借文学课的文本之口,声明这是一个女人以第一人称讲述作为女人的故事。摄影机长时间捕捉忧郁敏感阿黛尔微翘的双唇,突然发红的脸颊,迷离的眼神,欲罢不能的痛苦,以及她与爱人的性爱裸体。据说这正是此片引起公众批评的地方:摄影机是否利用压迫了女性身体?长时间的性爱及裸体呈现,是色情还是艺术?

 

阿黛尔从不觉得自己是充满表达欲望的优秀人体模特或具有写作天分。对她来说,与爱人在一起,一切自然而然并且心满意足。见到爱玛第一眼起,她从不怀疑自己对爱玛的爱与要在一起的欲望,但却极力在同学面前隐藏。而爱玛没有捕捉到在公园道别时阿黛尔凑上来想要接吻的双唇,虽然分别后也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阿黛尔。但已经动心的她还是需要确认阿黛尔和她是否同一类人,爱女人的女人,爱爱玛的女人。艺术学院的学生爱玛,尽管早已公开女同性恋的身份并得到家人的接纳与支持,却常常不自信,为阿黛尔在家人亲友的表现暗暗不安羞愧。而阿黛尔的枷锁,是绝对不愿意公开自己对女性的欲望和与女人同居的事实。隐瞒对象包括她的同学、同事和父母。

 

理解爱玛的羞愧与阿黛尔的枷锁,就不难理解阶级差异对她们各自的意义,因而理解片中的女性身体和裸体性爱。街头游行的场景已经解释法国社会在公共空间对不同性倾向一定程度的包容,但女同学们对阿黛尔性倾向的拷问,及工薪阶层的父母对阿黛尔的“补课老师爱玛”是否有稳定经济收入来源的工作的紧张,已经揭示在私人空间里,阿黛尔承受的压力和并无太多选择的现实。只有在最私密的空间,与爱人做爱的床上,她才能完全地狂野地释放自己,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给爱人。与人交流时,她难以解释自己对爱玛的爱,不明白为何自己只想与爱玛在一起。爱玛潜意识里认为阿黛尔缺乏中产阶级或者精英阶层所具备的学养和艺术修养,几次试图推动阿黛尔朝自己阶层发展但被拒绝,她的创作激情源于对阿黛尔的身体和阿黛尔自身无法言说的魅力迷恋。但画作完成后,她选择了同是画家的丽丝。爱玛与丽丝的性生活,是勉强的,无法与她和阿黛尔的性生活相比。当爱玛为阿黛尔作画时,爱玛标志性的蓝头发已经被剪去。金发的她,用语言和绘画继续行走她的路,在名利场打滚,随时准备用语言对人解释她的画作,她在画展上对询问者说:这是我在现场的原因。而阿黛尔,身体依旧是她唯一的表达。阿黛尔的身体,指的是广义的身体而非仅仅性爱的身体。她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于嘴的咀嚼、抽搐,皮肤的轻微泛红,头顶发结的拉抽,轻轻敲击玻璃酒杯的指节,和无法抑制的眼泪鼻涕。阿黛尔本身就是电影身体语言的代名词。

 

这就不难理解摄影镜头如何一次次无限接近片中人物的脸,镜头缓缓地在交欢的肢体上游动。这是阿黛尔在公共空间的敏感和脆弱,也是她在绝对隐私空间对身体的自信与解放。温暖的蓝,视觉上是爱玛的头发,本质上是具有无限感知和回应能力的身体,阿黛尔的身体。

 

长时间女女做爱的镜头和男女赤裸做爱的镜头估计无法通过中国大陆电影审查。倘若剪去这些影像,电影的结构和身体语言的强烈风格无法得到保全,整个影片失去内在逻辑和影像魅力。阳具崇拜者将会在这部影片中得到挫败感,因为他们无法理解阴茎不参与的情况下,女人如何在生理上达到阴蒂乃至阴道高潮并且高潮迭起,更无从理解女女情欲的实现。但此片关于爱情和情欲的表达,超越了性取向,不仅限于女同性恋的,是普世的,它深深地打动了我[I]

 


[I]关于此片制作中产生的道德争议,作者将另撰文探讨纪录片与剧情片制作发行过程中的伦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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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天註定

Text by 曾金燕 /《号外》2014年2月刊

個體獨立意志從朦朧誕生的那刻起,便要反抗天註定。不管這個天是不可知的命運、萬能的神、揮手可將你壓成齏粉的政治與體制、無孔不入的市場,還是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女子要獨立,更是一場戰爭,無論是否看得見硝煙,不分公私領域,沒有中場休息。

 

式凝的生平,我略有耳聞。自傳付印前,出版社內部出現爭議,認為不該出版不道德女人的作品。自傳是作者與自我一次誠懇深入對話的機會,但是,把親密關係展示給公眾作為探討文本,她的糾結與挑釁,她對親密關係的拷問,對性的可能性的探尋,文字上將如何取捨?在中華文化及教會勢力強大的社會裡談性,性的多面向往往被簡化為性交行為,道德判斷被放在第一位來衡量。現實生活中有交集的讀者,又如何理解自傳文本裡建構的何式凝?

 

作為異性戀的女子而選擇獨立並且獨身,式凝公開宣稱自己的存在,還擊他者的眼光,挑戰表面井然有序的香港。這選擇本身意味著全方位異議,在不允許多元的環境裡,註定孤獨。她在書中坦陳獨身女子的種種恐懼,為優雅地變老死去做準備。

 

式凝與無處不在的不公鬥爭,更是在與自己鬥爭。成長在所反抗的體制與文化中,想要剝離反抗物件留在你身上的烙印,何其困難。自我質問的文字外,另外一個式凝不停地對她說:不如停歇,不如妥協,不如順服,不如享受你已有的一切。

 

家庭是獨立意志的第一個戰場,幼兒時期的式凝,你究竟是站在辛苦持家的媽媽陣營,還是站在溫文卻賭博的父親陣營?入夜你要依偎著和藹年邁的祖母入睡還是與兄弟姐妹們共擠上下床?你想愛每一個人,協調不同陣營的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讓每一個人都得到接納與認可,但事實上是不允許的。父親已經是被母親主導的家庭定義為失敗者並最終被排擠在家門之外。有些手足選擇不去探望被送入安老院的父親。八九六四發生之後,式凝親手讓父親簽署與母親的離婚協定,以辦理全家移民加拿大的程式。

 

身處殖民地保守教會學校的青少年式凝,一顰一笑處於無所不在的監視和規訓中,但最後也未能成長為稱修女校長心意的“淑女”。基督團契的友愛與互助,需要你交出自我為代價。如果你被認定為不是基督徒,你已經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式凝反而認為自己某種程度上是真正的基督徒,與上帝直接交流的堅守信、愛、望的信徒。

 

成年後苦戀的男朋友後來發現是同性戀,糾結二十年未能徹底放下。在如父如兄如導師的男朋友設置的把手一分鐘上限裡,愛的人比被愛的人更加無私給予更加心胸開放也更加深受傷害。多元性關係的實踐中,終於有一位長期隱形的至愛情人,卻是已婚男士。她否認這種“至愛”,冷處理的文字裡壓不住行行柔情蜜意。

 

書中大部分章節,式凝都用節制的筆法處理親密關係中恐懼與不被認可接納的創痛,十分可貴。她的焦慮代表了香港普遍的焦慮,是我所抵抗的香港的縮影。那是令人窒息的快速及密集,是金錢購買生存之昂貴,是身在體制內急功近利需要不停地認可存在價值。奮力反擊時,孤獨的反抗者難免過分專注於反抗物件而忽略了當下周邊的風景。想要心靈雞湯的讀者,恐怕難以從這本書裡得到滿足。此書是自傳,是作者自我分析、詮釋的學術文本,更是觀察香港性別政治的極佳視窗。

 

Box

《我係何式凝,今年五十五歲》

何式凝著 韓麗珠譯

三聯(香港)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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